古謝伊諾夫認為，正是這種否定行為，最完整、最適當地體現了道德作為實踐哲學之對象的若干特點。也就是說，正是哲學的視覺在倫理學中發現了完全自主的道德領域，其中的否定行為更具有實踐意義。體現在：第一，否定行為完全處在行為個體、道德主體的權限范圍內。否定行為是完全依賴于行為者個體的，道德主體對它有絕對的權力。為了實現這些否定，除了善的意志、道德決心之外不要求任何其他東西。否定行為僅僅依賴于道德動機。因此，否定行為具有更大的可行性。這里涉及的不是內心意圖和意念，而是意圖和意念向行為的過渡。壞的念頭是難以阻止的，惡的行為卻可以不去做。如果一個人決定不去做什么，那么他就可以不去做。第二，否定行為更具有普遍意義。人們在道德禁令方面更容易達成一致。肯定行為要從規范過渡到行為，需要各種不同的特定中間環節，因此難以轉化為共同行為，否定行為則略去了這些中間環節，從規范(即禁令)直接轉變成行為(即決定)。因此否定行為更具有普遍性。古謝伊諾夫認為，在當今人類共同體中有兩個禁令是得到合理證明的，也是各大文化共同的倫理規范——這就是禁止暴力和禁止說謊。第三，否定行為是簡單的，容易被認同的。肯定行為、善行往往被懷疑動機不純，否定行為則不會。肯定行為往往難以獲得自我認同。至于說否定的行為，則這里很難自我欺騙。因為一個做出否定行為的人，他總是知道，自己沒有欺騙，沒有殺人，沒有傷害某人，因為他克服了自己，知道自己沒有做這個行為。總之，概括否定行為的特點可以說，人的道德品質與其說表現在他做什么，不如說表現在他不做什么。我們的真正道德表現在我們對惡行的克制，在內心鎖住誘惑。

　　古謝伊諾夫把這種揭示出否定行為的道德實踐意義的哲學倫理學稱為“否定式的倫理學”，這是在與“否定式的神學”概念的類比意義上說的。否定式的神學通過否定的方式來描述或界定上帝。它說的是，上帝不是什么。它認為，對上帝存在的任何肯定的規定都不能正確描述上帝。我們不能說上帝是什么，但我們可以說上帝不是什么。根據這個類比，古謝伊諾夫提出否定式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我應該不做什么”。這是對康德最初的道德定義“我應該做什么”的一個補充。“我應該不做什么”的問題意味著，道德與否定行為是一致的。或者至少可以說，當道德被看作絕對的量時，道德就與否定行為是同一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否定式倫理學”的有效性，古謝伊諾夫還試圖運用這一學說來解釋一系列倫理學悖論。⑦其中之一是，越是道德完善的人，越是感到自己的不完善和缺陷。或者說，合乎道德的人不認為自己是合乎道德的。這里的悖論就在于，不完善，或者對自己的不完善的意識被認為是完善的標準。這看上去很荒謬，似乎是廢話，因為不完善不可能成為完善的標準。但是，如果我們按照否定倫理學的標準來看，那么，這個荒謬或廢話將獲得非常合理的意義。這時，我們可以說，道德上完善的人是這樣的人，他比所有其他人更多地實施了否定行為。他實施的否定行為越多，就越意識到自己是多么糟糕，多么不完善，因為每個否定行為都是與道德所譴責的動機和愿望的斗爭。人越是以否定行為的形式達到完善，他就同時越多地感覺到自己對不道德行為的潛在喜好。因為否定行為正在于我們在自身中鎖住欲望，阻斷那些不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的出路。另一個悖論是暗中行善的悖論，即做好事不留名，人不應炫耀自己的道德高尚。但如果是善事，就應該光明正大，為什么不愿讓人知道呢?如果訴諸否定式倫理學，把善行理解為否定行為，就容易說通了。否定行為是沒有做出的行為，假如做出了，就不是善行，而是惡行了。雖然克制了這一誘惑，這本身是道德的表現，但其背后的一個事實是他曾經有不道德的愿望，這個事實使他不愿張揚自己的善，而是保持謙虛和克制。在這種情況下他心中所充滿的，與其說是他戰勝欲望沒有作惡的自豪，不如說是他對險些去作惡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