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針對的是當前國家發展中的主要矛盾。顏曉峰認為，“四個全面”的提出，是基于矛盾的邏輯。要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突出矛盾，需要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為目標牽引；要解決好發展的深層次矛盾特別是利益固化問題，需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動力機制；要解決好治理方式不相適應、人治傳統根子很深的現實矛盾，需要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路徑選擇；要解決好“四風”泛濫、腐敗嚴重的緊迫問題，需要把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全局樞紐。清醒認識當前國家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才有“四個全面”戰略部署的集中推出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步步構建。(17)

　　其五，“四個全面”戰略的提出，體現了黨對現階段工作大局的整體把握。田克勤、張澤強認為，注重整體把握和頂層設計，既是中國共產黨推進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條經驗，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突出的特點?！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正是基于中國國情的具體實際，繼續謀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成果，集中反映了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工作重點?！八膫€全面”戰略布局，不是學理思辨的產物，而是立足于中國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和長期治國理政的條件下提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工作大局的整體把握。(18)

　　其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與責任擔當。辛鳴認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絕非話語的簡單并列與排比，貫穿其中的是中國共產黨人清醒的憂患意識與自覺的責任擔當。小康社會如果不“全面”，就會出現用平均數掩蓋大多數的問題，就會出現“一俊遮百丑”的現象；深化改革如果不“全面”，不僅會讓改革失衡，甚至會使得改革發生變異；再完備的法律體系也不會自我施行，沒有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協同，法治中國也難成現實；從嚴治黨不“全面”，沒有嚴紀律、講規矩、扎緊制度的籬笆，就走不出“一陣風”的怪圈。(19)

　　其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孫代堯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基于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而提出來的，它體現了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以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為目標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是以增進人民的福祉為出發點，全面依法治國是以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保障人民的根本權益為落腳點，全面從嚴治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