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工程的設計和優化倡導“綜合集成”的系統方法論
社會工程是新興的綜合性知識應用活動,具有“綜合集成”的方法論特點和優勢。當人們用“工程”一詞來表述或描述某一事物時,就內涵式地表明該事物的復雜性。錢學森認為,組織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工程,“是系統工程范疇的技術,但是范圍和復雜程度是一般系統工程所沒有的。這不只是大系統,而是‘巨系統’,是包括整個社會的系統。”[3]他還進一步指出,面對“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等復雜性問題,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綜合集成法。[5]綜合集成法是系統的方法,包括知識體系、工具體系和專家體系構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機結合體系。它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以開放復雜巨系統的復雜性問題為對象,通過“還原論與整體論結合、定性描述與定量描述結合、局部描述與整體描述結合、確定性描述與不確定性描述結合、系統分析與系統綜合結合”[6](P148)而形成的系統方法論。社會工程研究的綜合性主張“把自然科學的理念和方法與社會科學的理念和方法結合起來,把社會關系的模式設計與相應的數據調查、分析、預測相結合,把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與新設計的社會模式結構聯系起來進行綜合的、動態的分析,預測其期望的結果與社會發展所需求的狀態之間的關系,進而調整人們的社會行為,制定合理的社會政策與社會規則體系,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7]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光是經濟系統工程,還包括涵蓋政治系統工程、意識系統工程等在內的“大社會”系統工程,因而需要運用“綜合集成”的方法,進行總體分析、總體設計、總體協調、總體規劃來發揮這一系統的整體效能和綜合優勢。新時期堅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改革思維,就集中體現了這一方法論。社會工程作為組織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系統科學,通過系統分析、系統綜合、系統優化,來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內涵的整體性,為人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探索和選擇最優方案及實踐模式提供了實踐工具。
(三)社會工程思維的社會改革強調“立字當頭,破在其中”
理論思維意在認識世界的本來,而工程思維重在實現改造世界的目的。“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彼岸性。”[8](P500)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一項“揚棄開新”的系統工程,既需要革除某些不合時宜的環節和要素,也需要適時創建新的體制和機制。就基本路徑而言,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是以往特殊歷史時期的實踐形式,而社會改革是新時期發展社會主義的核心策略和常態方式。從社會工程活動的視角看,改革是通過人們自覺地發現和建構新的社會關系形式來替代舊的社會關系形式,從而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社會活動。改革作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重要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學者王宏波指出,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如果從社會發展形式上來考察,可以說是擯棄了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形式,把改革作為社會工程活動的基本形式,選擇了社會工程活動的社會發展形式。比較而言,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思維是先“破”后“立”,而社會工程思維是“不立不破”,強調“立字當頭,破在其中”。[9]也就是說,改革的核心就是通過新方案和新模式的設計(優化)來革新(代替)舊的方案和結構。其中蘊含的“價值選擇”和“預先建構”的實踐品質,有助于確保社會主義改革的人民性和科學性。社會工程思維體現了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體自覺,有助于人們更好地把握科學理論的整體性及其實踐轉化的條件性。這一點恰是馬克思所秉持的“新的哲學家”的品格: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統一。在當代中國,運用社會工程思維來發展社會主義,重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生態”和中國發展實際的“現時態”來理解和把握科學社會主義的整體性,并通過“理論思維→理論模式→工程思維→實踐模式”的多環節實踐路徑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體發展和內涵提升。
回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歷程,可以發現其中的實踐不同程度地蘊含著社會工程思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布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鮮活內容,在新時期“全面性”的戰略布局中體現著遵循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運用社會工程思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路和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