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個全面”動態模式的狀態建構

　　共產主義事業屬于全人類，并以“世界歷史”的形成為基本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價值自覺的中國個案，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16]“四個全面”的戰略目標不是一項僵化的“指標”，而是實現當代中國既定發展目標的動態實踐模式。它的全面展開體現了發展社會主義的新常態，作為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狀態建構，意在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歷史意涵。

　　一是通過“四個全面”動態模式形成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治邏輯。在當代中國，這種政治邏輯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通過意義建構和關系建構呈現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體狀態，集中體現在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當中。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依靠人民群眾，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政道使然。通過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深化改革依靠人民群眾，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堅持黨的領導的內在要求，也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保證。中國共產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依法執政、執政為民，本身就是對規避和超越“歷史周期律”的執政自覺。在“四個全面”動態模式中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從根本上理順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辯證關系，從本質上闡明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邏輯。由此形成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和治理新常態。

　　二是通過“四個全面”動態模式形成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實踐邏輯。在當代中國，這種實踐邏輯集中體現為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之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社會主義的本質蘊含并體現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當中。“四個全面”動態模式內嵌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層樓”結構，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體現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7](P59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在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構建充裕的物質生活，并為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奠定物質基礎。全面深化改革重在革新和優化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和機制，通過調節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層面不合時宜的體制和機制，規避其對人們充分享有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消解和阻滯。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政治建設領域的集中體現，重在從上層建筑層面調節政治生活的制度安排和精神生活的價值取向，促進人們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健康發展。由此形成“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道圖式和發展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