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高端論壇”在廣州舉行。此次論壇邀請了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等高校公共管理學科相關負責人，共同探討學科發展的新挑戰、新議題、新使命。

　　學科地位邊緣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發展迅速，但又碰到許多難題。新形勢為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提出了新挑戰，不少與會學者感受到公共管理學科所面臨的“身份危機”。

　　北京大學周志忍教授提出，目前公共管理學科面臨三大尷尬難題。第一，學科發展碎片化。按照教育部學科目錄，公共管理學下屬學科已發展到9個，涵蓋多個不同領域，但學科內部沒有堅實內核，各個學校情況不一，整個學科處于碎片化狀態。第二，學科地位邊緣化。在管理學內部，工商管理、管理科學工程、公共管理等二級學科之間差異明顯，公共管理學科在資源方面處于弱勢地位，學科自身的歸類與評估值得思考。第三，學科發展成果與現實所需之間存在鴻溝。盡管已有不少高水平文章，但對社會影響總體仍然不大。公共管理學科如何發揮其影響，途徑尚不明確。

　　不少學者指出，目前國內公共管理學科發展迅速，但由于二級學科建制和評估需要，各個學校都需配齊二級學科，同質化現象比較嚴重。武漢大學丁煌教授指出，同質化現象對綜合型大學影響不大，但對有特色學科的學校則不利。復旦大學竺乾威教授則表達了自己在學科劃分方面的困惑。他表示，公共行政、行政學均屬于政治學，兩者只是對Public Administration（PA）的翻譯不同，而公共管理學（Public Management）則是PA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流派，現在卻被劃分在了管理學的范疇。中山大學肖濱教授則提出在一級學科層面單獨設立“公共治理學”的可能性，希望改變公共管理學科夾在政治學與管理學之間的尷尬。

　　拓展領域邊界

　　廈門大學陳振明教授則認為，公共管理學科轉型離不開其邊界的拓展。他表示，當前學術發展已經進入到“后學科時代”，學術研究已從“學科導向”轉化為“問題導向”，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研究成為主要方向。未來的學科發展，應更多關注大數據、計算機技術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運用。

　　相對于學者擁抱“大數據”、“計算機技術”的提議，浙江大學郁建興教授則較謹慎，他希望能夠走出傳統行政學研究，在“治理”框架中拓展公共管理學研究，迎來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創新時刻。在他看來，公共管理學科的范式革命仍然可能。他說，在創建“多中心論”的奧斯特羅姆夫婦之前，行政學一直都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奧斯特羅姆夫婦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表的作品中提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生產者是可分離的。這個論點成為公共管理學理論創新的源頭。其意涵為，從原來關注行政組織（政府組織）內部的管理挑戰，轉變為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由于公共物品的供給可以是多元主體、多元網絡的（即治理意涵），公共管理學（行政學）研究領域就此獲得巨大擴展。

　　回歸“政治—行政”本位

　　中山大學何艷玲教授從威爾遜的行政學經典著作出發，探討了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路徑。她認為，威爾遜對行政學的定義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公共管理學不能規避時代賦予的使命。作為學科發展內省的一個階段，公共管理學的“身份危機”會一直持續下去。這種危機恰好是公共管理學的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研究路徑方面，何艷玲認為，人類面對的共同事務已經越來越復雜，相互之間存在共性，治理問題是世界性的普遍問題，這給予了公共管理學科全新的知識整合的機會，基于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有望成為學科普遍化的知識。她提出，公共管理研究應該回歸“政治—行政”本位，回應社會大事件與世界新變化，注重研究的整體觀、歷史觀，通過跨越時間、國家的研究視角，重新認知中國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