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價值

　　1、有利于促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協商民主作為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實體民主與程序民主的統一體。協商民主的實體方面，強調通過協商的方式更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目標，體現的是民主的價值理性。協商民主的程序方面，強調達成共識離不開一定程序、機制、規則，體現的是民主的工具理性。這兩個方面同等重要，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規則體系是程序民主在協商民主領域的具體展開，是具有樞紐型、示范性、指導意義的協商程序體系，是協商民主實體方面擁有較高實現程度的重要支撐條件，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剛性、實效性、可操作性。在長期實踐中，我國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規則體系構建進行了一定探索。比如：《政協章程》《政協全國委員會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規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工作規則》《全國政協全體會議工作規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提案工作條例》等對政治協商程序做了一些規定。2009年，廣州市率先出臺《政治協商規程(試行)》，對政治協商的形式、內容、結果、反饋等方面做了專門規定。這在我國政治協商規則建設探索中具有重要意義。2013年，《國務院工作規則》對科學民主決策中的行政協商問題進行了規定。2008年，湖南省制定《行政程序規定》，在全國率先以地方政府立法的形式對重大行政決策過程中的協商程序做了規定。在工資集體協商方面，《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關于開展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協商工作的意見》《云南省集體協商規則》等對工資集體協商程序做了一些規定。在基層協商方面，《中共溫嶺市委關于“民主懇談”的若干規定(試行)》對民主懇談的議題、參加對象、基本程序、實施和監督做出了較為完整的規定，是我國協商民主規則構建的有益參考樣本。在聽證方面，深圳市人大2001年通過的《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聽證條例》是第一個由立法機構制定的地方性聽證條例，《產業損害調查聽證規則》《林業行政處罰聽證規則》等對聽證程序做了一定規定。在司法協商方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辦理全國人大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及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工作的規則》等。然而，受制于長期以來我國民主建設注重實體民主、輕視程序民主的狀況，以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理論、制度、部署明確提出較晚的原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程序建設相對滯后。以往以局部形式存在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規則體系存在過于原則性、過于簡單化、可操作性不強，位階低、約束力不強、不權威，缺乏監督、追責條款等突出問題。同時，以往這些協商規則主要適用于黨委、政府及其相關工作部門以及“兩代表一委員”，對于普通公民如何參與協商、協商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協商的主要內容和形式及程序等鮮有明確的規定。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必須進一步重視規則體系建設問題。“健全協商民主制度，構造協商民主制度，不僅僅是為了完善制度文本，更重要的是總結既有的協商實踐經驗，形成權威性的規則，發展出具體的程序機制，并使制度能夠在實踐中運轉起來，發揮作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