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結論與進一步討論

　　協作是較合作更高級的組織間關系狀態。協作治理既重視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并真正發揮決策者的作用，又支持政府在協作中扮演事實上的領導者角色，因而更貼近中國社會治理的現實。在當前中國社會從政府全能模式向多元化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組織、公私企業、公民個人都是社會治理的主體，但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其他主體無法替代的，因而協作治理更有可能帶來良好的治理效果。杭州的“社會復合主體”治理已經較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杭州社會復合主體作為一種協作治理，其成功之處在于“正式的與非正式的、官方的與民間的、高端的與草根的、實體的與虛擬的、物理的與數字的等等不同類型的組織復合為一體，這一過程也使得技術的與價值的、形式的與事實的等等組織理性形成聚合，從而使這種復合型組織的實際效果發揮到某種極致”。(34)同時，在政府的資源和平臺支持下，杭州建立起共識形成、行動整合、溝通交流和利益協調等協作機制，從而使協作過程能持續存在。

　　協作治理實際是要解決一個集體行動問題，且是松散型、非組織化的集團行動，所以，多元協作的動力機制和行動策略就格外重要。就現實經驗看，協作機制應該有一個高于現實的直接利益的“誘因”，而不是一些地方所采取的行政命令。誠然，協作也需要促發機制，它往往是與某個具體事項相關聯的，并由類似政府動議、社會倡導、專家建議等形式促發，進而通過政府動員、社會聯絡而建立。當多元協作機制超越了“分蛋糕”似的直接利益分配而能提供某種共同分享的“產品”時，它就可能具備較強的動力；(35)再輔之以制度化的行為規范，協作就可以持續。

　　除了機制本身，協作還有賴于適宜的外部環境。為了完善社會治理的協作機制，還需要推進扁平化的政府機構改革，減少行政組織層級，增加靈活性，提高效率；激活城鄉基層社會組織的能量，發揮它們在提供服務、反映訴求和規范行為等方面的作用，引導好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構建清晰的政社關系，在強化政府基礎性管理服務職能的基礎上，積極放權社會組織，在政府和社會組織間形成合理分工；打破處理社會矛盾過程中的封閉性，建立多元協作和快速聯動的矛盾處理機制；合理配置公共財政資源，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調控、導引和優化功能，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的社會化程度。這種兼顧優化治理結構和改善治理過程的協作機制契合轉型社會的現實需求，也符合中國社會政治發展從偏向行政主導到重視社會協同的總體趨勢，因而將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嘗試，也可能會為社會治理開創新的局面。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政治分析”(09CZZ014)的研究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

　　①Gray,Barbara,Collaborating: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Multiparty Problems,San Francisco CA:Jossey Bass,1989.

　　②Wood,Donna and Barbara Gray,"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27(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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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Imperial,Mark,"Using Collaboration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Lessons from Six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s",Administration &Society,37,2005.

　　⑥Koch,Charles H.Jr.,"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Restructured Electricity Industry",Wake Forest Law Review,4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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