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國家為何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

　　當前一些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多數是從其內容、表現形式及其危害著手的。例如，強調新自由主義是指主張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意識形態和觀點，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減少政府干預，推崇自由市場。認識新自由主義的表現形式，能夠幫助我們判斷經濟是否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但對經濟為什么會出現新自由主義轉向這一問題，目前還缺乏深入研究和探討。唯有認清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原因，才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防止新自由主義轉向在中國的發生。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長期不受重視，但在資本主義滯脹危機之后迅速活躍起來，這與新自由主義代表了危機中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有關。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般表現為資本的利潤率持續下降，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活動。而造成資本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根本上是資本主義自身的本質矛盾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導致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是產品的過剩和無產階級的貧困，或者說是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是資產階級政府為了維護資本利益的表現。因此，新自由主義的轉向是內嵌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中的，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

　　當然，資產階級政府試圖通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改革，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資本家的利益，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矛盾在內部不斷發酵，資本生產必然會再次遭受危機的沖擊。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資本積累的發展史表現為一部長期波動的危機史。每當資本主義面臨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要采取措施改善資本的經營狀況，保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延續。此時，代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例如新自由主義，就會死灰復燃，迅速登上歷史舞臺，幫助資本家謀取利益。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轉向不但無益于解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反而會加重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導致了更深層次的危機。

　　在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之后，拉美等發展中國家也發生了這一轉向。20世紀80年代，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普遍爆發了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政府及學術界在急于解決國內危機的形勢下，采納了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推銷的“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建議，在國內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最終結果是危機非但沒有解除，反而導致了更加深重的災難。

　　警惕新自由主義

　　通過對拉美、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歷史進程的研究，我們發現這一過程是有規律的，或者是有既定路徑的。首先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外部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強烈要求向其他國家和地區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因為發展中國家越開放，尤其是金融管制越放松，越有利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攫取利潤。

　　其次，對于新自由主義思想向發展中國家的滲透，需要有一批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例如美國）的高校和組織機構學習的學者，例如，印度尼西亞的“伯克利黑幫”，以及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芝加哥弟子”一類的幫派。這些學者受到美國一些基金會的資助，回國之后或是任職于政府部門，或是從事教學研究，大肆宣傳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并試圖從經濟政策、社會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推行新自由主義。

　　最后，隨著新自由主義化的不斷深入，獲益最大的當屬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而本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有些成為嚴重依附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邊緣國家，有些國內金融體系受到破壞，危機不斷，人民生活困苦。

　　某些新自由主義學者大肆宣揚新自由主義，尤其是在網絡媒體上，這種聲音不絕于耳。最明顯的例子當屬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歪曲解讀。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將 “供給側改革”等同于美國的“供給學派”，主張中國應當走“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之路”，“唯有走新自由主義經濟之路，才能解決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筆者認為，如果把“供給側改革”等同于“供給學派”的主張，大幅度取消政府管制、國有企業私有化、大力削減社會福利等內容，將嚴重誤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由歷史經驗可知，不論是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轉向，還是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其共同點都是在經濟陷入危機或經濟發生困難的時候，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主張才能乘虛而入。當前，中國GDP年增長6.9%的基本面向好，經濟減速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中國經濟的發展，不能相信新自由主義學者的危言聳聽。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努力探求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案，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繼續前行，警惕新自由主義，才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