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陳獨秀從北京到上海開展建黨活動。5月發起建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醞釀建黨。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大部分是五四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知識分子，他們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有熱情，但不愿意受嚴格紀律的約束。邵力子曾回憶說：“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里，當時有兩種意見：（一）建立嚴密的組織，過組織生活；（二）贊成成立有嚴密組織的團體，但自己不能積極參加組織生活?！币虼耍旉惇毿阏偌麄冮_會商討建黨問題時，就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施存統和俞秀松在回憶中都說第一次開會未能就建黨達成一致意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人不愿受嚴格紀律的約束。在此情況下，陳獨秀還是堅持原則，與李漢俊一起首先吸收從北京工讀互助團來的3個青年——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共同醞釀建黨問題，并取得一致意見。

　　1920年6月，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組織——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作為黨的發起組織，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為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起到了示范作用。在黨的一大上，與會代表就黨的紀律問題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經過討論，明確“要有嚴密的組織，要有中央，指揮各小組，要有紀律，要民主集中制，反對自由聯合”。

　　正是由于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努力，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黨綱就明確規定，在全黨建立統一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使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一個具有嚴明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征程中

　　始終高度重視黨的紀律建設

　　中國共產黨是用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嚴密、紀律嚴明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始終把紀律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歷次黨章對黨的紀律作出明確規定，黨的領袖高度重視紀律建設，黨對違反紀律的行為進行堅決斗爭，從而確保了黨的團結統一和強大的戰斗力，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偉大勝利。

　　黨章對紀律作出明確規定。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用黨章的形式對黨的紀律作出明確規定是一個重大創舉。黨的一大雖然沒有通過黨章，但一大黨綱已經包含了黨章的內容，實際上起到了黨章的作用。這個綱領規定了嚴格的紀律，如黨員入黨的條件和手續、黨員身份的保密、黨員要接受黨的綱領和政策、黨員要忠實于黨等等，從而旗幟鮮明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嚴密組織和嚴明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

　　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了第一部黨章，在六章中專門就“紀律”設了一章，集中回答了中央機構職權劃分及黨的紀律規則、審批權限等問題，明確規定“少數絕對服從多數”“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凡黨員若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特許，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黨派”等。與此同時，二大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還提出了“要有集權精神與鐵似的紀律”等七條原則。

　　黨的七大黨章第一次把黨的紀律寫進總綱，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組織起來的，是以自覺要履行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斗組織”。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了黨的紀律處分的種類，這種分類一直延續至今；強調黨員要“嚴格地遵守黨章和國家的法律”，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規定了黨的監察機關要經常檢查和處理黨員違反黨的紀律的案件，等等。

　　改革開放后，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把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放在重要位置，明確把“實行在黨的紀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寫進了黨章總綱。

　　黨的領袖高度重視紀律建設。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把紀律視為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并要求“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1948年11月，在即將展開與國民黨大決戰前夕，他提出了著名的口號：“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袖一直把紀律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鄧小平指出：“共產黨員一定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江澤民指出：“要把整頓和加強黨的紀律，作為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問題抓緊抓好”，“嚴肅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經濟工作紀律、群眾工作紀律，這幾個方面都要全面加以落實”。胡錦濤指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戰勝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和風險，必須發揮紀律嚴明這個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