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基層民主、中等收入、文化產業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效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完成需要實施創新戰略】
南京財經大學物流與營銷學院陳效林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兩大核心任務——降低供需兩側的信息不對稱和提升供給側供給能力，需要實施創新戰略才能完成，而供給側又面臨著諸多創新難題，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引導，激發供給側積極探索解決創新難題，最終取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勝利。一要轉變政府職能，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創新戰略中的引導作用。各級政府要營造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和政策環境，營造供給側的創新環境，包括提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保護創新者權益；健全和發展適合創新需要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展創新融資渠道；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分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二是加強大數據平臺建設，降低供需兩側信息不對稱。供給側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需要明確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改革的重點和改革的措施，而方向、重點和措施的確定需要有及時、準確和相對完備的需求側信息。三是發揮供給側的創新主體作用，進一步提高供給側的供給能力。供給側的基本主體是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高供給側的供給能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
摘編自《光明日報》
【王培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與推進社會領域改革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經濟領域改革需要社會領域改革配套支持，經濟結構調整需要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可以使人們通過誠實勞動過上體面生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能為擴大消費、實現經濟轉型發展提供堅實社會基礎。因此，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與推進社會領域改革相輔相成、密不可分。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關系能否通過初次分配提高勞動報酬，也關系再分配的公平。在經濟領域改革與社會領域改革的關系上，應澄清兩個認識誤區：一是認為經濟發展會自動解決社會領域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如果社會領域改革長期滯后，不僅會阻礙經濟領域改革的推進，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增加經濟領域改革的成本。二是認為只有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才能擴大就業、保持社會穩定。這種說法片面強調了經濟增長速度的作用。事實上，社會領域改革能拓展公共服務需求和供給空間，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同時激發各類社會主體的活力和廣大群眾參與改革的熱情。
摘編自《人民日報》
【陳朋：推動基層民主協調發展的著力點】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陳朋認為，“非均衡性”的基層民主情勢已經成為中國民主發展進程的絆腳石。破解這一難題的著眼點在于瞄準基層民主的兩大關鍵——人和事。“人”在于解決民主主體的不均衡問題，“事”則在于解決選人之后的治理問題。第一，構建有助于促進民眾參與的社會關系網絡。民眾參與基層民主之所以乏力，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彼此互信的關系網絡，繼而失去了民主參與的動力。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從構建有助于促進民眾參與的社會關系網絡著手。第二，妥善應對“選舉后的治理難題”。選舉在基層民主建設中確實非常重要，但選舉后的治理難題同樣值得重視。這一方面源于基層政權對“四大民主”的不同態度，另一方面也同基層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過分強調理性計算以及個體化特征日漸明顯密切相關。第三，采取分類應對舉措。對于基層民主建設中存在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需要采取分類應對舉措，適時推動。對于發達地區來講，在基層民主建設所需要的硬件支撐條件已經到位的情況下，需要突破的是進一步深化民主的內涵，提升民主主體的參與技能，構建積極的民主參與文化。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鄭功成：妨礙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四個現實因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表示，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社會財富快速積累的大背景下，導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不穩定性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總體而言，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低端產業、低端就業占比偏大與高素質勞動者占比偏小，直接制約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二是收入分配長期存在著失衡現象，勞動者報酬總體偏低，創造性勞動與復雜勞動尚未得到充分認可，稅收制度亦缺乏正向激勵功能，導致勤勞未必能夠致富；三是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尚欠公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很大差距，包括重特大疾病等在內的生活風險纏住了一部分人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腳步；四是房價過高與戶籍壁壘消解了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因為住宅是生活必需品，子女教育等與戶籍緊密關聯的各種社會權益也是生活必需品，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生活，一套住宅足以壓垮一個“中產”，為教育、醫療等付出的代價亦會直接影響到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質量。
摘編自《光明日報》
【徐鵬程：文化產業投資來源仍單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有資產管理辦公室主任徐鵬程指出，當前，在推進供給側改革、重構新型供需關系的背景下，發展文化產業對于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以及提升國家軟實力等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國文化產業主要脫胎于文化體制改革，相對于其他領域，文化產業發展起步晚、基礎薄弱，加之其自身具有一些特殊性，造成目前文化產業投資來源較為單一，服務于文化產業的金融中介體系薄弱，配套法律法規政策仍不完善，文化產業與金融資本融合不足，融資困難情況較為突出，嚴重制約文化產業快速發展。我國文化產業的投資來源則較為單一，國有文化企業仍以財政投入為主，投資方式也很簡單，大多局限于財政補助方面，貼息、轉貸等方式很少運用。民營文化企業大都由旅游、房地產、廣告等其他關聯行業轉入，資金來源主要靠私人公司的原始積累，部分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資來源雖然有多元化的趨向，但在資本市場上其直接或間接融資一般相對困難，利用外資和社會捐助更微不足道。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