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對抗式民主、大國優勢、改革、政治生態、扶貧、企業負債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蘇長和：對抗式民主日益暴露其弊端，協商式民主日益受到關注】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蘇長和認為，從政治制度的國際比較來看，有的通過對抗制衡原則來安排政治制度，有的通過協商合作原則來安排政治制度。表現在民主問題上，對抗式民主模式不是人們追求好的政治秩序的制度模式。在西方民主制度設計中，帶有很強的對抗式的印記，大家有共識的時候，對抗式民主對國家治理的影響要小些，但是一旦共識分裂以后，國家治理就會出問題。這種對抗式民主經過包裝以后還被推銷到世界各地，我們看到不少國家在輸入這種對抗式民主制度模式后，國家和社會陷入強烈的沖突和對抗之中，有的時候，對抗式民主甚至成為滋生極端主義的溫床。現在，許多國家的治理都深受對抗式民主制度安排的消極影響，由此引發政治分裂和社會撕裂的可謂不在少數。我認為這種安排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民主的本質，使得“民主（democracy）”變成“民瘋（democrazy）”，雖一字之差卻謬以千里。
摘編自《北京日報》
【李稻葵：利用大國特有優勢，增強大國發展后勁】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大國通常是指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家。大國經濟發展有著不同于其他經濟體的特有規律、獨特優勢，也面臨特殊的發展挑戰。比如，由于人口眾多，大國的經濟很難完全依賴外部市場拉動；由于幅員遼闊，大國很難完全將經濟活動集中在沿海或某一地區；等等。因此，有必要對大國發展進行專門研究。當前，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發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都與大國經濟的特殊性密切相關，探索大國發展模式成為我們的重大課題。將大國特有的優勢利用起來，更好遵循大國發展規律、應對大國發展挑戰、增強大國發展后勁。
一、尊重地區差異，促進區域協同。當今時代，隨著經濟迅速發展，人口等經濟要素在不同地區之間較快流動，不斷改變著大國的經濟地理布局。二、強力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發展大國經濟，不僅要重視國際貿易，更要重視國內貿易。三、防范國際金融市場干擾，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對于非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而言，在資本賬戶完全開放的情況下，若其貨幣政策與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不一致，就會導致匯率波動。四、鼓勵適用性技術的發明和推廣。大國有特殊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發展大國經濟需要特殊的技術。五、形成合理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與小國不同，大國發展會帶來全球性、全局性影響。
摘編自《人民日報》
【林學啟：改革是破局行動，要讓原有的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林學啟撰文指出，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觸動的利益越來越多，一些干部消極應對改革的現象有所顯現，做起了“觀潮派”“梗阻派”“倒退派”。比如：有的地方，公車改革出現機動用車變成領導備用車、下屬單位工作人員成私家司機、短途出差用車管理不規范的現象；有的地方，醫療改革不僅沒有解決看病難的問題，反而很多項目漲價圈錢，等等。改革是破局行動，要打破原有格局，特別是要讓一些原有的利益格局傷筋動骨，就必須突破特殊利益群體束縛，觸碰既得利益，進行利益調整，化解利益調整中的層層阻力。許多重大改革舉措，無不通過改革促進派和實干家的點上突破而后全面開花。要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激活和集聚改革力量，并將改革促進派和實干家推薦到改革決策和執行崗位上。從這個意義上看，選拔重用改革促進派和實干家本身就是一項艱巨的改革。顯而易見，在這場偉大的改革事業中，那些頑固守舊、懶政怠政、不作為和混時度日的干部，必將被淘汰、被清除，真正的改革者必然會有一個充分施展才能的舞臺。
摘編自《學習時報》
【劉漢俊：健康政治生活是良好政治生態的保證】
《黨建》雜志社社長劉漢俊指出，我們黨的歷次代表大會、歷次重大事件、歷次重大轉折，歷次集中學習、教育、整風運動，歷次重要決議、若干重要文獻，都對黨內政治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嚴肅認真的政治生活、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一直是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政治目標。
保持健康政治生活，構建良好政治生態，思想建設是首位，紀律約束是保障，法治觀念是重點，價值認同是核心。一是壯大思想根源。理想信念的缺失必定使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扭曲，“總開關”的失控必定導致權力觀、政績觀、利益觀、群眾觀出現偏差。二是加大黨紀問責。要“增強黨的意識、黨員意識、宗旨意識，堅守真理、堅守正道、堅守原則、堅守規矩”，用“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忠誠、干凈、擔當”“三嚴三實”“四個心中有”“四個人”“四個鐵一般”“四有四講”等標準教育干部、衡量干部、約束干部。三是強化法治觀念。黨員干部應該是知法、懂法、尊法、用法的模范，依法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用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律思維培養黨員干部，用法律制度、法律體系、法治文化培育政治生態。四是增強價值認同。黨員干部要帶頭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者、踐行者。國家的價值目標，由執政的領導者、國家的決策者、社會發展的設計者、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來完成；社會的價值目標，由社會事務的管理者、政策的制訂者、秩序的維護者、措施的執行者來完成；個體的價值目標，由公民義務的履行者、國家事業的建設者、社會秩序的遵循者、公共利益的受惠者來完成。
摘編自《北京日報》
【吳國寶：扶貧資金使用精準是精準扶貧的主線和關鍵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吳國寶表示，扶貧審計通過加強對扶貧資金管理使用的審計監督，在保證扶貧資金使用精準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扶貧資金分配和管理的合法合規審計，一直是扶貧審計的重點和中心工作。審計部門一方面通過對各地扶貧資金管理、使用的定期審計，監督扶貧資金的合法合規使用；另一方面通過組織開展扶貧資金的重點審計，發現帶有全局性、普遍性的扶貧資金使用和監管方面的問題。
多年來，扶貧資金審計發現了扶貧資金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包括相關單位虛報冒領扶貧資金或扶貧貸款、部分扶貧資金被違規挪用、扶貧資金管理和使用不夠規范、一些扶貧項目效益不佳造成損失浪費、有些扶貧資金閑置未能及時發揮效益等。根據扶貧資金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審計部門從扶貧資金管理制度機制、監管責任、基層作風等方面，分析了問題的癥結及產生的原因，并建議相關部門研究完善財政扶貧投入機制、加強扶貧資金監督檢查、強化扶貧工作績效考核，對完善扶貧資金的監管制度和政策，改善扶貧資金使用的精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摘編自《經濟日報》
【張東明：東北國企的債務問題必須通過改革解決】
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東明表示，東北經濟下行，并非是被國有企業負債所累；相反，是經濟下行才導致了國有企業負債問題愈加突出。目前，東北三省有眾多“一無有效資產、二無生產經營活動、三無償債能力”的企業。它們實際上不僅無法向社會提供價值，而且成了改革發展的 “硬骨頭”。如何平穩地埋葬它們將是東北社會的考驗之一。
國有企業可以通過改革解決負債問題。 國外不少國有控股企業都沒有負債。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成立國有企業投資公司，以及進行國有資產的資本化。通過資本化，國有企業所有權變成了一種國有資本的投資模式。這樣，企業的負債程度可以由企業運行部門和董事會來決定。董事會不再是由以往的國有投資公司或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來控制，而是由多元化的股東共同決定。國有企業完全由原來的管人、管資產轉化成為資本的股東。股東只負責投資，若經濟效益不好，可以退出。國有資本退出后，企業不再是國有企業，也就不存在國有企業負債問題。如此，企業負債就不會成為國有資本的拖累。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