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理性發展方式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基于經濟發展新常態判斷、體現新發展理念的戰略性抉擇，其核心是轉變發展方式。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來思考。
第一，有效增長與告別速度情結。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使我們充滿自豪感和成就感，也使我們形成了慣性思維和速度情結。現在增長速度下降，往往從情感上接受不了，有的還認為現有的就業和分配格局是在高增長的背景下形成的，已經形成了速度剛性。由此有人主張繼續擴大總需求，使增長速度繼續維持在較高水平。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忽略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馬克思認為，商品包括使用價值和價值，個別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要通過交換通過價格才能實現。如果你生產的商品賣不出去，雖然耗費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也反映了經濟的增長，但凝結在賣不出去的商品上的勞動就是無效勞動。因此，經濟增長應該是有效的增長，無效的增長毫無意義，甚至有害。由此可見，中央橫下一條心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單純地刺激總需求，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第二，全要素思維與理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把落腳點放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上。總書記強調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政治經濟學的學理性。可以從幾個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投入的所有要素的價值總量與產出的價值總量之比；二是強調全社會及整體的要素之和的生產效率；三是全要素運用的可持續效率；四是在要素構成中體現“全”，至少包括勞動、生產資料、資金資源等要素，還包括技術、組織管理、專業化水平、生產或商業模式等要素；五是各要素的合理結構和有效配置。
可見，全要素生產率就是總體發展的效率，全要素思維就是理性和科學發展的思維。這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自發性、盲目性，以及資本在生產要素中的突出地位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不是放任市場自發調節，以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為代價，實現暫時的均衡，而是通過改革和其他措施，以最小的社會代價，實現積極的動態平衡；其次，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兼顧公平與效率；第三，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相結合，能夠兼顧經濟效率與公共利益、兼顧局部與全局、兼顧眼前與長遠。
第三，科技創新與趕上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從歷史的縱深談到技術革命的極端重要性，并且從我國的歷史經驗教訓出發，強調要抓住機遇、推進科技創新，趕上和引領時代。在肯定我國的一些企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經驗時，也列舉了手機和顯示器等自主創新的案例。他還強調指出：“當今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以波瀾壯闊的交易生成進行回應。”這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我們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思想資源。
第四，人的創造性與發展動能。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注重既見物又見人，探究物與物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注重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首先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政治經濟學視野中，第一是作為生產目的的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第二，作為生產要素中最活躍因素的人。第三，作為創新主體的人，創新創業都取決于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第四，作為消費者的人。第五，作為人力資源的人。科技進步會帶來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在此背景下，還要關照就業和勞動力優勢的合理運用。
馬克思寫《資本論》，從商品切入，分析交換背后的人與人的關系，揭示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矛盾，進而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可以從人的分析入手，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
第五，結構改革與歷史擔當。
相對于刺激總需求，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難度要大得多。改革開放以來較長一段時間，我們所進行的改革多是增量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更多地觸動存量，富有挑戰性，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復雜的社會問題，體現了新一屆黨中央的歷史擔當。
通過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30多年來中國發展進步的實踐就是改革開放的實踐。鄧小平同志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還說，過去，只講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通過改革不斷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活力之所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和鮮明特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宏觀經濟理論新的分析框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如前所述，它與過去宏觀調控政策出臺的不同在于：主要靠改革、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它不僅僅是財政、稅收或金融等單一政策的運用，也不僅僅是資金和項目的引導，而是綜合改革、綜合施策，是體制機制創新、是標本兼治。這相對于僅僅從需求總量入手思考財政、金融松緊搭配的宏觀管理分析思路，應該是新的突破，也自然是新的分析框架。
跟蹤體制機制創新實踐，深化規律性認識，形成學理性支撐。
從實際操作層面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針對性在于解決供給結構錯配的問題。涉及消化過剩產能，包括開展國際產能合作；涉及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涉及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應；涉及科技、工藝和商業模式的創新等等。當前的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但這些都不僅僅是臨時應急性措施，著力點在于體制機制創新。
比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起產能飽和動態預警機制；低端產能市場退出機制；過剩產能淘汰機制；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扶持機制；科技創新、工藝革新、技術發明激勵機制；行業供給能力評估發布機制；需求變動趨勢分析預測機制；全要素生產率統計評估機制等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其體制機制創新，既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追求，又具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可治理性，我們要跟蹤實踐，深化規律性認識，形成學理性支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起的體制機制創新，將推動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西方經濟學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危機之前，只有微觀經濟學，實施凱恩斯主義后才有了宏觀經濟學，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管理是一個世界級的大難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有效地應對而且完全有條件應對這個大難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起的體制機制創新，必將有力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