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輿論引導、排污許可制度、文化自信、創新管理制度、法解釋學、網絡空間安全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丁柏銓：輿論引導要把握最佳信息發布時機】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丁柏銓指出，重大突發性事件發生后，重要信息發布和事件進展報道，要力求有最強的時效性，發布宜迅速及時，以避免謠言和不實傳聞充斥輿論空間。但如果涉及的矛盾繁多、情況復雜，報道時機不當可能引起連鎖反應。那么，在此情況下，時效性就應讓位于報道的準確性（報道無懈可擊）和時宜性（對報道時機進行恰當的選擇）。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者，在把握新聞時效性時不會忘記對輿論引導效果的預判。如有把握預判特定事件的信息傳播會產生撕裂社會的效果，而信息又不能不公開，那么就要選擇發布信息的最佳時機。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郭伊均：排污管理要以改善控制單元環境質量為目標】
環境保護部西南核與輻射安全監督站郭伊均表示，進行排污管理要改變以行政轄區為單元下達計劃總量控制目標任務的做法，分別將自然通風廊道的上下風向區域和匯水區的上下游流域作為相應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單元。單元內排污總量控制以改善環境質量為目標，并根據氣象因素和水文條件等科學測算允許排污總量，即實行環境容量總量控制法，更好協調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推行“一企一證”管理，將排污單位的廢氣、廢水等全因子同步納入許可管理，綜合判斷許可及執行信息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實現系統化監管，形成監管合力。排污總量控制目標在執行過程中，需要根據環境質量變化動態調整。如果環境質量不能滿足標準，則應動態下調相應種類污染物的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并按照下調比例相應下降控制單元內的許可排污權。
摘編自《中國環境報》
【胡鍵：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鍵表示，傳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也就是要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性。今天，西方文化借助于全球化的進程，也借助于現代通信技術，以一種強勢文化的身份沖擊著中國傳統文化。在這種情形下，維護中國文化安全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堅持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一旦喪失，就意味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被斬斷了，其民族精神和傳統也必然會隨之喪失。因此，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在當今意義重大。
摘編自《解放日報》
【孫銳：激發創新動力，推動科研管理體制創新】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銳認為，要提高人才的創新精神，就要推動政府科技部門管辦分離和職能轉移，改革國家科技項目管理體制，建立法定機構管理、科學共同體主導的國家科技項目發布、管理與評估體系。進一步改變傳統的政府“命題式”科技項目立項模式。堅持市場化導向，給予企業更多參與科技立項的主動權。推動面向工藝生產和生產線的創新驗證，將科技成果評價從專業評審向產業化驗證轉變，從節點監控向創新、產業化、示范應用的全過程評價轉變。
摘編自《文匯報》
【鄧楚開：刑事訴訟法學實證研究缺乏成長的基礎條件】
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鄧楚開指出，刑事訴訟法學實證研究的主要實證材料，是真實的、具有標本意義的個案與宏觀的統計數據，其中，尤其是全國性的司法統計數據，是進行刑事訴訟法實證研究最基礎的信息資料。當前，這方面數據的獲得主要是通過每年司法機關向人大所作工作報告以及審判年鑒、檢察年鑒等來獲取，數據比較有限。受有限數據的影響，刑事訴訟法學實證研究也就難以充分展開。雖然現今裁判文書上網，可以很輕易地從網上下載個案判決。但是，對于實證研究而言，要有真正的問題，研究才有價值。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刑事判決書對于辯護意見中提出的刑事程序問題，故意隱而不表，或者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簡單地以“不予支持”一筆帶過。通過研究網上的判決書，很難真正發現實踐中真實存在的刑事程序問題。在統計數據有限、裁判文書又不能全面反映實踐問題的現狀下，刑事訴訟法學實證研究缺乏茁壯成長的基礎條件。
摘編自《檢察日報》
【程玉：警惕網絡成為西方國家價值滲透的工具】
中共遼寧省委黨校信息中心程玉認為,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在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網絡也逐漸成為西方國家傳播推廣其價值觀、顛覆他國政權的有力工具。隨著網絡應用的推陳出新，尤其是“推特”、“臉譜”等社交網絡的快速普及，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在網絡空間以“網絡自由”的名義，加速向一些特定國家傳播和滲透，助力于推動其所謂“民主化”進程。而事實，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網絡空間進行“普世價值”推廣和實踐，目的是以互聯網為工具改造全世界，向其他國家輸出所謂的“民主”和“自由”，企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這就要求我們從國家戰略高度，治理好主權范圍內的國家網絡空間，同時積極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使網絡空間清朗、健康，保護網絡主權，保護國家利益。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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