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是，直接稅要從30%的比例向上走，而間接稅的比重要從70%的比例向下調，自然人納稅要增加，而法人承擔的稅收要減少。

　　這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看點、難點和重點都在直接稅上，而不是在營改增，不是在間接稅上。目前列入稅制改革規劃中的兩項直接稅，一個是個人所得稅，另一個是房地產稅，其目標指向都是加稅，不是減稅。

　　在穩定稅負的前提下，直接稅增上去，間接稅減下來，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使稅收負擔分配結構更加公正、更加公平。稅改要解決的是稅制結構內部此增彼減的調整問題。

　　以前我們設定的稅收制度都是在圍繞稅收收入及時、足額、可持續的入庫這個大前提下進行的。這一次稅制改革的理念和戰略與以往差異很大，目標就是要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打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不久前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協辦的長安講壇上發表了題為“本輪稅制改革的主題”的主題演講。高培勇表示，我國目前70%的稅收是來源于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因此這一輪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是上調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以及下調間接稅的比重，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使稅收負擔分配結構更加公正、更加公平。

　　現行中國稅制結構存在弊端需要調整

　　高培勇說，現行中國稅制結構具備了三個基本特征。

　　第一個基本特征是70%的稅收來源于間接稅。

　　到目前為止，中國有正式意義上的18個稅種，每個稅種每年都給政府取得一定的收入。在這些稅種中，國內增值稅是間接稅，消費稅是間接稅，營業稅是間接稅，全部算下來，間接稅已經接近了稅收總量的70%左右了，政府每取得100塊錢稅收，其中有70塊錢是通過間接稅收上來的。

　　高培勇表示，間接稅是要通過價格渠道轉嫁出去的稅。任何商品的價格中有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成本，二是利潤，三是稅收。中國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地方，是價格當中間接稅的含量大。歐洲國家間接稅比重大體上是45%，直接稅比重大體上是55%，基本是各占一半。美國間接稅的比重只有20%-30%，各州情況還有所不一樣，直接稅比重能到70%，甚至到80%。因為我們的稅收總額當中間接稅比重高，70%的稅收要融入到價格中去，所以中國的稅收就具有了“價格通道稅”這樣一個突出的特征。15萬億的政府收入，要有70%融入到價格當中，因此，稅收對價格形成機制的影響很大。

　　“當我們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成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主導力量的時候，這個市場指的就是價格。如果價格能夠推動資源配置優化調整，它一定能夠精確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也能反映資源配置的狀況。”高培勇說，但是如果在價格當中稅收的含量過大，那么它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定完全是資源配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融入了政府所確定的稅制結構的影響。

　　第二個特征，企業稅負占到了全部稅收的90%。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每收到100塊錢的稅收，其中有90塊錢是從企業腰包里獲取的，而不是取自于自然人的腰包。企業稅負重有特殊的稅制結構方面的原因，但是在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中，所謂的供給側主要指的就是企業，要讓企業減負該從何處入手，不言而喻。

　　第三個特征，從納稅人角度來講，如果把90%的企業稅收扣掉，再把其中的個體工商戶的一部分扣掉，剩下的就是自然人所繳納的稅收，大體上是6%。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只有6%的稅收是自然人作為納稅人交給稅務局的，這里也包括代扣帶繳的那部分個人所得稅收入。這意味著在現實生活當中，中國政府和中國居民之間的稅收聯系渠道其實是非常狹窄的。

　　高培勇表示，政府希望通過稅收手段調節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政府目前只能通過個人所得稅直接觸及居民的收入。盡管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有些居民已經擁有了相當規模的財產，但迄今為止中國居民身上并沒有背負財產稅這樣一種負擔，這就使得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捉襟見肘。就初次分配而言，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差距并不是很大，甚至我們的基尼系數在有些年間還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但是經過稅收和財政的二次分配之后，我們的基尼系數就遠遠高于西方國家。這說明我們的稅收，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力度是不夠的，甚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高培勇認為，綜上三個特征，中國的稅收制度需要進入到一個大規模的調整階段。

　　本次稅制改革的基本路線

　　據高培勇介紹，瞄準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樣一個大方向，這一輪稅制改革一共所涉及的稅種有六個，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環境保護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六個稅種當中個人所得稅和房產稅屬于直接稅，消費稅和增值稅等屬于間接稅。要改革的直接稅兩大稅種是對現行稅收征管機制的重大挑戰，所以作為配套改革又增加了一個稅收征管法，整個稅制改革的版圖就被描述為“六稅一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