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優秀傳統文化、經濟、稅收優勢、黨建、中產收入陷阱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秦尊文：“國家經濟地理橫軸”將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秦尊文認為，中國版的“國家經濟地理橫軸”可以有“三核”：上海、武漢、重慶。國家相關文件已明確三者是長江經濟帶的三大流域性中心城市。經濟帶是以交通帶為依托的，而目前“三核”之間交通更為便捷，為中國“國家經濟地理橫軸”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撐。2011年1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長江等內河水運發展的意見》就明確了長江流域的三大航運中心：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武漢長江中游航運中心、重慶長江上游航運中心。2014年9月國家出臺的《關于依托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和 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對這三大航運中心反復作了強調。有關領導要求上海港要深入中上游腹地，帶動流域經濟發展。此外，“三核”之間有滬渝高速溝通，還有高鐵或動車連接，航空聯系也十分密切。
與美國國家經濟地理橫軸“雙核”支撐不同，中國“國家經濟地理橫軸”由“三核”支撐，規模更大，動力更足更均衡，可持續發展能力更強。可以預料，長江經濟帶作為“國家經濟地理橫軸”不僅是中國經濟的驅動軸，也將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黃力之：牽牛織女星光里閃耀著中華民族的根與魂】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黃力之認為，“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今又七夕。牛郎織女那個浪漫主義的古老傳說再次激發起人們對美好愛情和人性的向往，連互聯網上也架起一座座鵲橋。作為我國的傳統佳節，七夕節富含中華文化基因，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精華，是彌足珍貴的文化財富和精神紐帶。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當下生活的影響可以看出，保持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記憶與尊敬，是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來源。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離不開優秀傳統文化，優秀傳統文化支撐了文化自信。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及其成果。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優秀，還在于其開放與包容。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就是得益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屬性。近代以來，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接受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自覺接受域外文明的先進因素，接受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中國文化中與現代性不相適應的方面。同時，我們的開放與包容是立足于堅守基礎上的———我們堅守被歷史證明的中華文化的優秀品質。我們跟全球大多數民族國家一樣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現代化，但是，我們不人云亦云，而是不斷反思，終于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崛起的中國應該感謝傳統文化中的這些優秀品質。
摘編自《文匯報》
【梁玉濤：發揮稅收優勢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廣西地方稅務局副巡視員、高級經濟師梁玉濤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其內涵而言，是力求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來促進經濟發展，其最終落腳點是激發企業的活力和潛力，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效率。企業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力軍，就是改革以企業為核心的經濟體供給面，強化以企業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改革的成果最終要反映在企業層面，以尋找中長期增長的新動力。在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稅收具有獨特優勢，能夠也應當發揮更大作用。因此，稅務部門要充分發揮稅收職能作用的獨特優勢，認真落實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主動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一、思想上要高度重視，認識上要到位。應充分認識到，在當前特定的經濟發展時期，國家通過以影響供給方的減稅等稅收政策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種主動選擇，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二、找準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切入點。對過剩、落后、必須淘汰的供給要進行稅收抑制，從而促進有限的資源流向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行業，使供求在更高的發展水平上實現平衡。三、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營改增的全面推進，其實就是一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漸進過程，就是一個減稅與改革并進、通過改革作用于結構性調整的過程。四、注重政策的統籌協調。財稅部門應在統一協調下，發揮各自優勢，注重減稅力度與必要財政支出的協調，形成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合力。五、重點研究減稅政策的效應。不同的經濟行為主體對于減稅的反應不盡相同。六、注重研究減稅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系。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條件與途徑還有待研究。
摘編自《廣西日報》
【鄭長忠：打破三大區隔，構建大黨建】
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創新研究基地主任鄭長忠表示，隨著我國政治形態與國家治理形態發展階段的變化，上海城市治理形態也同樣需要發展。相應地，黨的組織形態也需要打造升級版，其重點是打破三大區隔。所謂打破三大區隔，就是打破組織內體制區隔、打破體制內組織區隔、打破整體體制區隔。打破組織內體制區隔，就是要解決不同黨組織由于沒有隸屬關系而導致合作困難的問題。打破體制內組織區隔，就是指整合社會不僅是由黨組織自身來完成，而且應該將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包括在內，要實現體制內組織資源的整合。所謂“黨建帶群建”，就是這一方面的努力。打破整體體制區隔，就是要轉變黨建思維，走出將黨建局限于黨務或單純發揮體制內力量的做法，實現從單純依靠體制內與組織內力量，走向有效整合社會力量。當前上海群團改革試點就是要打破這種體制性區隔，目前才完成了“從0到1”的任務，還需要進展到“從1到N”。
長遠來看，僅僅打破三大區隔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實現黨的組織形態創新與升級，目標應是構建多維立體大黨建格局。所謂構建多維立體大黨建格局，就是在網絡社會條件下，推動縱向大口黨委等機制、區域層面有效整合社會的黨建格局以及政黨整合社會的同心圓組織體系三方面有機統一。在這方面，目前雖然有了一些基礎，但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需要積極探索與推進。
摘編自《解放日報》
【李稻葵：中產收入陷阱端倪已現】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講席教授李稻葵指出，中產收入陷阱端倪已現，第一個焦慮點是對個人可支配收入增長前景的憂慮。中產階層主要的經濟來源是工資等勞動收入，而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征收對象正是這部分人。中國的個稅事實上就是工資稅，往往在個人見到工資收入前就被拿走了，不像許多發達國家有退稅的可能。第二個焦慮點來自不斷攀高的房價。對于80后、90后而言，大城市的高房價讓人不堪重負。這部分人群往往必須依靠父母和親戚的支持，才能勉強在大城市購置自己的住房。而來自于農村、純粹依靠個人奮斗在城市安家立命的中產階層，單靠一己之力幾乎不可能在北上廣深這種一線城市買房。第三個焦慮點就是教育和醫療、養老的高成本。教育的高成本尤其體現在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這些教育階段，政府所能負擔的相當有限,而醫療體系的高成本，更會給那些父母或個人健康狀況出現意外的中產階層帶來經濟上的滅頂之災。中產收入陷阱最擔心的后果是，盡管國家整體經濟在不斷走高，但卻更多反映為高收入階層的財富以及政府稅費的增長。與此同時，低收入階層也可以依賴基礎性的福利制度的不斷完善，保證自己的收入份額。相比之下，處于夾心位置的中產階層會備感壓迫，因自己的上升空間不斷受到擠壓而對社會產生不滿甚至怨念。
摘編自《新華日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