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大學副校長 胡金焱

　　我們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新的轉型期、節點期,從需求側改革到供給側改革,即由“為發展而增長”取代“為增長而增長”。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呈現出兩大變化特征。一是全球經濟在波動中走暖。2008年發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這次危機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都沒有預測到,使全球經濟在毫無準備中陷入了嚴重困境；2009年是全球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2010年在全球救市的大背景下,全球經濟出現了短暫的復蘇；但是好景不長,隨著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的爆發,全球經濟自2011年之后再次進入低谷。自2013年以后,特別是2014年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在波動中復蘇的態勢,尤其美國經濟的復蘇更具代表性。二是中國經濟持續性下行。2003年至2007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增長周期,可以說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經濟是過“熱”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可以看出,2007年底“防經濟過熱,防通貨膨脹”,2008年4月“既要防經濟過熱,又要防經濟下滑”,7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再到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表明中國經濟遭受了巨大沖擊和挑戰。2008年,為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國務院提出了4萬億財政投入和十大擴內需政策,在極短時間內阻止了中國經濟的下滑,保證了中國經濟短時間內企穩回升,成為全球當時唯一短期走出危機的經濟體,呈現出“一枝獨秀”的特點。然而到了2011年之后,在這一輪由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下滑過程中,中國經濟掉頭向下,甚至在2013年全球經濟出現復蘇后,仍然往下走,呈現了持續性下行的階段特點。

　　中國經濟下滑不能從表面上理解,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的下行稱為“積極有為”的下行。究其原因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方面,從經濟社會現實看,大量的問題都不比“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小,對外面臨出口需求不足,對內面臨經濟結構調整、行業產能過剩、生態環境惡化、宏觀債務水平上升、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等問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決定了經濟增長速度必須換擋。另一方面,從根本意義上講,中國經濟必須走出為增長而增長的階段,走向為發展而增長的新階段。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走了一條為追求GDP增長的“發展”之路,即立足于“投資+消費+出口”需求管理的“需求側改革”,在追求GDP的大背景下,“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樣一個為增長而增長,由一個個短期增長組成所謂的“發展”過程,也使我們承受了“發展”的代價。這種依靠低端的、破壞性的、污染性的和廉價勞動力等要素支撐增長的道路不能持續下去,必須終結。

　　我們現在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要在這個階段把速度降下來,把結構調整好,把消極因素消滅掉,這是走向新的發展階段必須經過的。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增速從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不僅正常,而且必須。

　　我們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新的轉型期、節點期,從需求側改革到供給側改革,即由“為發展而增長”取代“為增長而增長”。用新的發展方式來取代過去盡管正確但不可維系的增長模式,需要通過以下三方面完成,一是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二是發展方式轉變,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三是發展動力轉換,從依靠投資拉動、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供給側改革就是通過結構調整、創新驅動、技術進步、產業轉型升級形成新的戰略性產業,通過新的供給的要素來拉動經濟新的增長,支撐未來中國發展。

　　現在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機遇期,因為信息化產業發展波瀾壯闊、十分迅速,只要搭上這個快車,利用好“互聯網+”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就能夠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能夠推進中國產業走到全世界的最前列。但發展方式轉變需要一個過程,對中國當下來講,就是要形成全民的意志和全社會的共識進行。因此,中央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國家戰略。要占領未來產業的制高點,培養為未來產業接招的人才,形成新鮮的產業,就必須依靠創新驅動、技術進步,就需要營造全民創業創新的濃厚氛圍,從而使一部分人從中脫穎而出,成為未來發展的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