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鐘春平 劉誠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全面深化改革事業取得了重大進展。然而，改革的速度與公眾預期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各方改革積極性還需加強。中央多次就改革的“落實”、“為官不為”、“改革實干家”等問題作出部署。今年5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更是指出，供給側改革要“堅定不移”。如何做多改革支持者、壯大改革動力，亟須深入分析和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深改組第二十次會議上強調，2016年要力爭把改革的主體框架搭建起來。我們認為，改革主體框架的關鍵是，凝聚社會共識，提高改革動力，推動改革落地。為此，我們應該深入挖掘中央、地方和社會公眾對改革的行為表現，從而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對改革的信心、共識和行動力。

　　各方改革積極性有待進一步提升

　　我們依次分析中央、地方政府和公眾對改革的支持情況。

　　第一，中央改革意志很強，但有時會被曲解。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二十多次深改組會議都聚焦改革的頂層設計，在各個領域全面部署了詳盡的改革舉措。但是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一些學者、媒體，甚至少數官員，往往淡化改革意志，片面強調GDP。這不僅弱化了公眾對改革的信心，也造成了一些政策曲解。例如，中央提出樓市“去庫存”，三四線城市庫存未見減少但一二線城市樓價飆升。因此，務必充分認識到，“改革雖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的道理，堅定不移推進改革。

　　第二，部分干部“為官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級領導干部學習貫徹五中全會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部分干部存在一定程度的‘為官不為’”。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縱向治理的復雜性較高，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面擁有某種事實上的主動性。因此，部分官員的不作為拖慢了改革進度，需要高度重視，并需從官員晉升機制角度入手激勵官員適度有為，大膽改革。

　　第三，個別改革的社會分歧大。一方面，一些領域的理論創新滯后，導致很多改革方案的推進在還沒有觸動利益集團之前就擱淺了。例如，如何在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內生化黨的領導，還需要理論創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微政治時代，普通公眾的意見越來越重要。公眾（尤其是青年人和網民）參與政治事務的熱情在提高，而且可以通過互聯網新媒體、上訪等多種途徑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導致意見越來越多元，從而不能形成足夠的合力去推動改革，而且極端想法容易被媒體夸大。

　　堅定不移落實改革的對策建議

　　為了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措施，需要謀求改革動力，從堅定中央改革意志、調動地方改革積極性、引導社會共識方面著手。

　　第一，中央要增強L型增長魄力，向改革要增長動力。權威人士提出的L型增長，給出了穩增長與改革的權衡標準，可以容許中速增長，但是必須改革。需要指出的是，L型增長是指從高速滑落到中高速，并將長期處于中高速，是增長率下滑和趨穩的過程，依然是中速以上增長。我們要向改革要增長動力，而不是短期的刺激政策，要提高政策的技術性。這要求我們做好頂層設計，并且協調好長短期利益。更重要的是，協調好宏觀調控政策與改革的關系，在短期的調控政策中貫徹落實長期的改革意志。

　　第二，讓“改革”代替“GDP”成為晉升激勵，重用改革派。改革不能簡單地指望官員的覺悟和責任，更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改變改革對于官員而言的成本和收益，提高官員推動改革的收益，增加官員不作為的風險，從而創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勵，選拔想干事、能干事、敢擔當、善作為的優秀干部。一方面，從人民滿意度出發，用一套大家都看得到、摸得著的規章制度和量化指標來考評和晉升官員。另一方面，要突出改革在官員考核中的分量，讓“改革”代替“GDP”成為主要評判因素。

　　第三，增大對改革中犯錯的容忍性，讓官員主動改革。對改革試錯與腐敗要區分對待。在強調追責的同時，還要注意保護改革者，寬容失誤者，鼓勵干事者，充分保護好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改革創新者撐腰鼓勁。比如，對官商合作、公私合營不要一棒打死，官員也不要避而遠之，對那些不涉及腐敗、不違反原則的企業的溝通和扶持依然要鼓勵。這樣做將緩解官員主動改革的后顧之憂。

　　第四，發揮智庫功能，提升社會支持。當前社會利益分化，要協調各方利益，但不能被動地擱置改革，而是應主動選取最大公約數，獲取盡可能多的支持者。同時，柔化利益損失并博取損失方心理上的諒解和支持。這就要求政府要創新對改革過程的管理思路，更好發揮智庫功能，強化預期管理、輿情管理、應急管理。一方面，要給予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專家學者要深入研討達成理論共識，并引導社會預期。另一方面，發揮智庫“對上諫言，對下解釋”的功能。政府要重視智庫建議，增強決策的科學合理性和預期前瞻性；智庫專家要有高度責任感和出眾演講能力，來理解改革本意并將其壓縮成有說服力的簡明敘述，推銷和傳達給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