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應該承認，新舊動能的轉換有很大的挑戰性，難以一蹴而就，一定存在許多痛苦和困難、存在較大的成本，需要有定力和恒心。細細來看，經濟領域中的一些新現象、新數據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產生實實在在的效果。

　　比如，看新設企業數與注銷退出數的對比。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4萬戶；而同一時期，共注銷吊銷企業87.82萬戶，平均每天“死亡”的企業數4852戶。這反映出當前的市場經濟還是很有活力的。

　　再如，看新興技術與傳統產業技術、服務型產業與傳統制造型產業領域的企業結構變化。今年上半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1%，高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時，第三產業新登記企業數同比增長30.2%。服務型產業的快速增長，還帶動了就業數量的增長。這是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就業卻能有所增長的一大原因所在。這一情況，同樣反映在就業結構優化和居民生活消費結構和質量的優化。

　　客觀上說，技術升級具有相當的難度，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積累。2015年，我國研究與發展的投入比上年增長了9.2%，其中企業投入占到77%。今年，各地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力度。特別是，國家統計局對相關核算方法進行改革，將研發投入從原來的中間消耗修訂作為固定資本形成，這將更加鼓勵和引導企業重視此項開支的投入。歷史經驗證明，對于技術進步需要保持持續的投入和執著的行動。盡管這種投入要產生效應有很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但我們不能對此有什么猶豫，更不能有所畏懼。現階段，我們要對后發展國家技術進步和趕超行動的一般規律有清醒的認識，及時發現并呵護新技術成長，著力變革技術進步政策和企業組織政策，加快技術變革節奏和步伐。

　　宏觀經濟走勢的另一個制約因素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如何認識這個問題？有學者對2008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提出批評，認為“現行的勞動合同法讓中國損失幾十萬億元”。意思是說，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不恰當地抬高了企業運營的成本，使之失去市場競爭機會，進而成為拖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因素。

　　這一說法是不客觀、不科學、不成立的。理論上，經濟增長速度與勞動者的貢獻分不開，經濟增長成果應首先讓勞動者分享。這樣才有助于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形成勞動者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互動。我們也注意到，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技術進步的不同方式和不同階段，對勞動生產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造成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之比產生偏離，這種偏離，與構成企業生產、產出能力和效率的多個元素相關，不能只是將之歸結為勞動者工資成本的上升。因此，說勞動者工資上升影響企業競爭能力和企業發展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甚至是一種無視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歪理”。

　　對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如何消解，不是沒有應對之策可以尋求。如何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等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我們其實有很多招數可以用。例如，從產業準入、政府服務、物流組織、技術進步、加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社會保障費用負擔繳交以及企業內部管理優化、勞動者技能學習培訓提高等角度出發，切實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