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理論

　　中國過去采取的并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把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的增加結合起來的措施

　　我們現在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而是在適度增加總需求的前提下來進行

　　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形成的理論，不僅對我國有價值，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參考借鑒價值

　　記者：從國內情況看，一方面，面臨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和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的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消費者又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這些問題顯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那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在實踐中全力完成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外，在理論上又應作出怎樣的創新性的指導呢？

　　林毅夫：有些國內學界、輿論界的觀點是拿國外的理論來看我們的政策。比如，有人講過去中國的政策是需求側的政策，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對于現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有人說是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改為“擁抱”供給學派的政策。我認為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

　　首先，中國過去采取的并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是以“挖個洞、補個洞”的基礎設施建設刺激短期需求，但這些措施長期不增加勞動生產力。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比較好的，既然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了，政府再投資基礎設施只能是把現有的基礎設施挖開，然后再補上，短期雖然能創造就業，但這對長期生產力提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而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還有許多欠賬，不論是東亞金融危機那輪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這輪，積極財政政策所投資的基礎設施基本上都是消除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樣的財政政策短期提高了需求，增加了就業，但建成后則消除了增長的瓶頸，降低了交易費用，提高了增長潛力和競爭力。這不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把短期需求和長期供給的增加結合起來的措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0月出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還特地專門推薦了在經濟下行、疲軟時以政府財政政策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

　　其次，我們現在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供給學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稅收以期提高民間投資和增加供給的積極性，這是在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候，美國發生滯脹，里根總統奉行的政策主張。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的供給學派是完全反對產業政策的，他們認為不應該針對某個產業去制定政策，應該用普遍降稅的方式來提高投資的積極性。

　　我們當前的問題不是滯漲，而是總量需求不足和供給結構不合理并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在適度增加總需求的前提下來進行。我們還強調“產業政策要準”。比如，要根據產業的情況，采取不同的產業政策，有些過剩產能的產業要去產能，有些短板產業則需要支持其發展，這些都是影響產業發展方向的，都屬于產業政策的內容，與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時僅僅降稅、反對產業政策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過去奉行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推行的也不是供給學派的政策。發達國家的理論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產業特性提出的，其宏觀政策僅是周期政策。但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把周期政策和發展政策結合起來。所以不能簡單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來套我們當前的問題，或者是用來理解我們當前的宏觀政策。因為這種依樣畫葫蘆的理解，很可能會誤解我國政策的真諦，產生不當的社會輿論壓力。

　　這些誤解也說明，我們的很多理論認識是落在我國豐富的政策實踐之后的。我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界應當積極研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的差異，在要素稟賦、產業、技術等結構的特性上有何不同，找到我國經濟發展和宏觀周期波動的原因、挑戰和機會，了解歷史遺留下來的很多結構性的、機制性的、發展模式的問題產生的原因，并針對這些原因對癥下藥。經過對上述一系列現象背后因果關系的研究，進行理論創新，用這種新的理論作為我國的發展政策、宏觀政策制定的參考，而不是簡單套用發達國家現成的理論。總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前提條件不同，照搬外國的理論難免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好心干壞事的遺憾。我國的經濟學界應該推動結合我國現實的理論創新，分析清楚我國當前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機遇，為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提供參考。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似性。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形成的理論，不僅對我國有價值，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的參考借鑒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