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余敏江

　　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使中國對高水平的質量型智庫和智庫思想市場的需求迅速增長。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將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功能。這對新型智庫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新型智庫專家需要具備很高的專業性。在公共決策越來越依賴于“技術”、“專業性知識”等理性化要素的今天，“理性模型”成為解釋公共決策科學性、民主性和合法性的新框架。智庫專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廣泛進入了政策議程。作為專門從事思想創新和知識生產的知識密集型組織，智庫無疑依賴于一支高素質的專家隊伍。智庫在決策咨詢中是否能夠發揮作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與智庫專家是否有高質量、專業化的研究成果分不開。可以說，高素質的專家隊伍是智庫生存和發展的生命力所在。不過，智庫專家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型專家和學術型專家，智庫專家要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和高深的專業知識，又不能囿于純理論研究，而是要對國家戰略和現實政治有充分了解，注重對與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等領域密切相關或者迫切需要做出決策的問題保持敏感度和注意力，所輸送的學術研究、科學觀念和政策建議應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質量和嚴謹至關重要，對一家智庫來說，最糟糕的莫過于被人認為是不可靠或草率的分析意見的提供者。在保持高質量和嚴謹的同時，智庫專家還要能夠將專業知識用通俗化、簡單明了的語言表達出來，便于對媒體和公眾進行有效的思想傳播，增強咨政建言的實效性。

　　立足于當前的實際需要，提高新型智庫的專業性，需要進一步加強領軍人物和研究團隊建設。因為，領軍人物學術聲譽越高、關系網絡越大，其所帶領的智庫就越有影響力，而這又能夠提高其咨政建言的分量。除了領軍人物外，智庫還需要有一支具有較高水準的穩定的研究團隊，這需要創新政策研究人才的培養機制和激勵機制，通過有吸引力的薪酬體系、文化積淀、人才發展規劃和愿景，培養和吸收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各類優秀人才。

　　另一方面，新型智庫需要具備很強的公共性。相對于政府官員和民眾，大多數智庫專家更有可能以“客觀中立”的角色出現并提供思想和知識，但是專家的“客觀中立性”可能僅僅只是一個假設。決策咨詢的實踐表明，智庫專家亦有個人利益壓倒公共利益的傾向。智庫專家既有可能被利益團體所捆綁，成為被管制者用以捕獲管制者的“工具”，也有可能被政府所雇傭，提供“政府定制的專家意見”，甚至淪為政治的宣傳機器或政府決策者的傳聲筒，從而使自己陷入倫理困境。事實上，新型智庫的決策咨詢應是協助公共部門有效推進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協調公眾利益，確保社會穩定發展的措施和手段。因此，新型智庫的專家角色，不僅是定位于政策專家、政策助手的角色，而且還應該是實現公益的服務者、分享治權的行動者、促進共識的協調者。也就是說，智庫專家在決策咨詢過程中，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而也應該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智庫專家必須堅持公共性，首需考量的也是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公共性，不僅意味著智庫專家決策咨詢的客觀中立，更重要的是依據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積極主動地將政治領域的一系列價值，諸如公平、正義、代表性、責任、民主等貫徹到決策咨詢過程中。

　　由于新型智庫的決策咨詢是一項涉及民眾的公共性活動，確保新型智庫的公共性需要通過民主、開放的方式來解決。首先，智庫專家要有一種雙重角色意識，既是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是學術權威，又是令人稱道的知識分子。智庫專家要以高度的人文關懷對從事的政策研究可能帶來的實踐后果進行深刻反思。其次，政府決策者與智庫專家要建立良性的溝通對話機制。政府為保證智庫專家研究的獨立價值，需要將財政撥付和項目委托中出現的契約關系設計成政府決策者與智庫間相對對等的規約條文，避免成為論證政府所欲求的決策方案的工具，成為政府資源俘獲的對象。同時，建立決策咨詢承諾機制。承諾制是新型智庫就政府提出的各種問題的最終解決時間和可行方案進行承諾，反映的是新型智庫對涉及民眾切實利益的問題之真實表現、深層原因及解決方案，表述科學、客觀、富有邏輯，向政府決策者提出的對策建議具有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實效性。再次，智庫專家和社會公眾之間也要進行平等對話。公眾參與既可以為智庫專家理性的運用提供更具體的信息和角度，也可抑制專家理性的濫用。智庫的角色之一恰恰是為公共討論讓渡并拓展空間，如果只讓那些深諳政策知識交流之道的人士進入，則其實走向了智庫“橋接”功能的反面。在公共對話中，公眾是作為咨詢專家的“對話者”存在的。“公眾判斷”始終是“專家判斷”的重要參照系。當專家和公眾發生認知沖突時，決策者將不得不重新檢視專家意見的“理性化”水平。咨詢過程中，專家承擔著說服公眾接受自己觀點的任務，而這一說服過程也意味著知識的擴張和理性的提升。最后，實行對智庫專家的審議公開。針對可能出現的智庫專家的“道德風險”，通過對決策咨詢過程加以公開，來強化針對智庫專家行為的監督機制。這也會加大政府和利益團體控制決策咨詢過程的難度，壓縮各種“私下交易”可能存在的空間。

　　總之，智庫專家作為知識分子中的特殊群體，應該是“專業性”和“公共性”兼而有之的“結合體”，既是某領域的專家，又是國家利益、社會正義的捍衛者和公共關懷的重要構筑者。如果只有專業性，而沒有公共性，就會使智庫專家深陷于權力話語的隱性規訓中，喪失公益精神和公共責任。如果只有公共性，沒有專業性，就無法建立有效的知識體系，智庫只會變成戴著面具的游說者。新型智庫建設應注重“專業性”和“公共性”的統一，使兩者兩相無涉且相互補充，尤其要在“專業性”基礎上增強“公共性”的影響和效果，真正將新型智庫建成有擔當、有品位、有成效的高端智庫，為政府與社會提供具有高瞻遠矚的大謀略與充滿真知灼見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