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發展權利的平等共享。針對出租車行業新舊業態圍繞著經營管理權產生的沖突,專車新政將出租汽車分為巡游出租汽車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實行錯位發展和差異化經營,統籌兼顧。一方面,專車新政劍指經營管理權,不僅明確經營權無償有期使用,而且建立經營權配置的退出機制,明確出租車經營權全部實行無償使用,并不得炒賣和擅自轉讓,建立完善以服務質量信譽為導向的經營權配置和管理制度,實質上賦予網約車平等的發展權利。另一方面,專車新政鼓勵巡游車企業嫁接“互聯網+”的優勢,轉型提供網約車服務,或通過電信、互聯網等電召服務方式提供運營服務。因此,這一思路其實是以新帶舊,鼓勵新舊業態的融合發展。

　　其二,公共責任機制的法治化。如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賦予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也對農民課以“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公共責任,專車新政在賦予新興市場主體平等發展權利的同時,也對其課以相應的公共責任,以保障公平競爭,以及乘客、司機等主體的利益,實現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激勵相容。第一,外部經營行為的規制。專車新政強調網約車平臺公司應具備線上線下服務能力,承擔承運人責任和相應社會責任,并從服務車輛與駕駛員的生產經營管理、價格、信息采集與使用等方面規范網約車的經營行為。第二,內部利益關系的規制。專車新政從勞動合同、承包費標準或定額任務等方面規范出租汽車經營者與駕駛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健全利益分配制度。《暫行辦法》相應地進行了細化。

　　其三,平等參與權利和專車新政。專車新政做到開門立法,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參與權利,具有以下益處:第一,專車新政的形成。出租車行業沉疴多年,出租車管理改革喊了多少年,行政管理、行業組織以及社會公眾早有共識,但相關改革遲遲難以啟動。專車的鯰魚效應以及消費者、學者、新聞媒體等社會主體自下而上的努力,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形成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最終推動專車新政的形成,達成兼顧不同利益主體的包容性制度框架。第二,專車新政的實施。專車新政考慮地區之間的差異,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給予各地充分的自主權,引發人們對地方政府消極不作為與設置隱性壁壘的擔憂。《指導意見》指出各地“建立有關部門、工會、行業協會等多方聯合的工作機制,穩妥推進各項改革任務。要加強社會溝通,暢通利益訴求渠道,主動做好信息發布,回應社會關切,凝聚改革共識。”因此,地方政府建立好工作機制,加強社會溝通,暢通利益訴求渠道,是可以在此基礎上探索到既符合中央改革精神又契合本地實際的道路的。在筆者看來,這是專車新政最大的亮點,也是最值得借鑒與推廣之處。

　　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大調整,核心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專車新政啟示我們,以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在市場準入、投資范圍等方面,讓更多公民更加公平地共享發展機會,進一步向社會賦權,是改革的可行路徑

　　葉落知秋,滴水藏海。專車新政是中國改革不斷深化、民主不斷健全、法治不斷完善、社會不斷進步的縮影,是創新發展、共享發展與民主法治交互作用進而相得益彰的典型樣本。借助于這一樣本,我們可以進一步挖掘創新創業、民主法治與中國夢的關系。

　　創新創業是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創新是技術與產業不斷升級、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直接源泉。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大力培育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都需要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這一觀點也有理論與歷史的支撐。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費爾普斯追溯了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的歷史,認為國家的繁榮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涉及新工藝、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大眾參與的創新自下而上滲透至整個國家,并使得收益較為平等地為弱勢群體所分享。

　　然而,專車事件表明,創新,包括技術、商業模式等,往往意味著創造性破壞,會損害舊的技術條件或經濟結構下的既得利益,在本質上是利益的沖突、創造與重配。作為利益關系的調節器,民主與法治通過提供公平的程序與公正的準則,為不同利益主體的多元利益訴求提供表達、協商乃至妥協的渠道,有助于尋求最大限度兼顧不同利益的包容性制度,成為創新創業有序運行、充分展開的保障機制。因此,創新創業的經濟活動導致利益的多元化,產生對協調利益關系的民主法治的訴求,而民主法治的發展反過來可以有效保障創新創業的展開,進而形成創新創業與民主法治交互作用、正向反饋、相得益彰的良性循環。《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2015年3月13日)指出“創新是推動一個國家和民族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也體現了這一邏輯。

　　專車新政表明,發展機會與發展權利的公平享有是以法治方式分配利益關系實現利益均衡的關鍵。反觀現實,發展機會與發展權利的不平等恰是當前我國社會不公與利益固化藩籬的重要成因。發展權利的不平等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同時,也會影響社會效益和社會正義,影響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發展。

　　比如,金融資源獲取機會與權利的不平等是當前阻礙我國經濟增長與社會公正的重要問題。金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至為重要的一個環節與部門。持續的技術創新與廣泛的大眾創業都需要資本的支持。但是,作為技術創新、擴大就業、繁榮經濟的生力軍,中小企業卻很難通過股票市場、國有銀行等正式渠道獲得資本,且融資成本高企,不僅形成金融資源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而且抑制中小企業的經濟潛能。更為嚴重的是,金融資源獲取機會的不公也間接誘發民間借貸等現象,埋下金融風險的隱患。我國正在進行的普惠型金融改革,其實就是為了解決金融資本獲取機會與權利的不平等問題。

　　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大調整,核心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抵達一個人人享有人生出彩機會的更加公平的中國,進而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創業潛能。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三個共同享有其實蘊藉著公平分配發展機會與發展權利的含義,有助于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國家戰略下,以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在市場準入、財政稅收、投資范圍、金融信貸、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讓更多公民更加公平地共享發展機會,進一步向社會賦權,則是可行的路徑。專車新政就是一個鮮活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