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委書記 鄭余良
綠色發展既關乎生產方式,也關乎生活方式,既是緊迫的現實問題,也是永續發展的長遠問題。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好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從實踐角度看,主要應處理好四對關系。加法和減法
綠色發展應該是生態和經濟并重,雙改善、相益彰。原始不叫綠色發展,原始社會最生態,并不是我們所要的。網絡上在傳,一對年輕夫婦為躲霧霾,帶著小孩搬到離京城50多公里的郊外農村,蓋房安家,種上蔬菜花草,怡然自得。此類情況作為一些人的個體行為,無可厚非,但作為社會群體認同的選擇,那就是生態“迷思”。不過,就現階段實際狀況來看,生態修復的任務很急迫、繁重,需要下大力氣治理,做增長的“減法”。轉變發展方式重要一步就是要整治現有的“低小散”和污染問題。近兩年,浙江省開展了以治理污水為重點的“五水共治”和以拆違建為重點的“三改一拆”行動,關停“低小散”和污染企業,拆除違章建筑,治理面源污染。不僅改善環境面貌,而且促進了社會公平,倒逼了企業轉型,短期的“減”,換來了長期的“增”。主導和主體
每個人都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是環境污染的制造者。同樣,保護生態環境也是每個人的職責。環境保護的主體是企業、個人,但政府又是地方發展的主導者、管理者、組織者,對生態環境理應承擔主要責任。現在一說起霧霾,各種調侃、諷刺的段子不斷在網上刷屏,似乎自己都讓別人給害了。事實上據專家分析,在有些城市比如北京,造成霧霾前三位的原因就有汽車尾氣。甚至有的企業偷排、直排,千方百計逃避政府部門的檢查。許多曝光的環境案例無不如此。不少地方出現“鄰避”現象,對一些社會所需要的環保治理項目也不愿放在自家邊上。這樣的現象說明環保主體責任的缺失。當然,反過來要求地方政府應更好地承擔起環保責任。不能因為矛盾多、任務重而拖延、回避,不能因為投入大、短期影響增長而不為。尤其是縣級環保部門垂直管理以后,要更好地處理好生態環保的責權關系,不能扯皮而使監管缺失。制度與教育
生態環境保護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涉及民眾習慣養成和文明素質提高,因而在全社會進行廣泛、持久、深入的環保教育任務非常繁重。通過各種途徑、場所、載體展開生態環保的宣傳教育,進學校、企業、村莊,逐步影響和改變人們的觀念、習慣。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自身做起、點滴落實,綠色出行、低碳生活。一方面從教育入手,以農村家庭婦女為重點,團委、婦聯、教育各部門齊上陣,多措并舉,讓綠色發展入腦入心。另一方面強化制度建設,完善激勵生態環保的法規和考核機制。共同與區別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主題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原則應運用到國內生態保護工作之中。首先要明確生態保護的共同責任。有文章指出:中國的一個現實,20%的發達地區關心污染,關心理性增長。而80%的發展中地區要么只關心脫貧,不關心污染;要么是污染狀況不嚴重,只關心賺錢問題。這個現象很值得警惕。現在沿海發達地區關停掉的一些污染企業有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情況,而恰恰從整個國家來說,中西部地區是祖國的生態屏障。必須從現在開始強化每個地方的生態保護意識和責任心,杜絕環境污染的梯度轉移。其次要明確不同地方的區別化責任,這個區別化并不是說有些地方就可以有污染,而是不同階段、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和考核要求,按照國家2030年達到減排峰值的目標要求,更加科學和嚴格分解落實節能減排指標。矛盾是在過程中形成的,解決矛盾同樣需要過程。當下,我們不能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要求自己,從而限制發展。同時又要從現在做起,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特別是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而生態環境尚好的地區,既要學習借鑒沿海發達地區發展的經驗,更要吸取沿海發達地區發展的教訓,防止“先污染后治理”,努力把生態優勢轉為發展優勢,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