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府公信力，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

?——桑玉成教授在楊浦區委中心組擴大學習會的演講

無圖說

　　■良好的政府公信力與高度的政治認同相聯系，甚至可以說，政府公信力與政治認同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達。政府公信力處于良好狀態，也就表明社會具有普遍的政治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法律權威能得到普遍性尊重，政府對于公共事務的管理效率也就較高，管理的成本也隨之降低

　　■所謂公平，所謂正義，盡管是一種政策原則，也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主觀感受”。在這方面，有一個所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認同感”的原理，即一個社會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當由處于這個社會下層即受惠較少的那部分成員作出評價。這也是不無道理的

　　■政府行為往往由政府公務人員的個體行為和集體行為組成，而任何個體行為或集體行為都可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偏離正確的方向。如同一個人一樣，犯了錯誤之后是掩蓋還是承認，這是對待錯誤的不同態度。只有勇敢地承認錯誤，并承擔致錯之責任，才能對政府公信力起到積極的作用

　　思想者小傳

　　桑玉成　法學博士，政治學者，復旦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曾任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主任、文科科研處處長、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校長助理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理論、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政策等。

　　一般認為，社會誠信包含政府公信力，而政府公信力又是社會誠信的核心性要素。因此，通過政府公信力的建構，來推動整個社會的誠信文化和誠信體系建構，是符合邏輯的。

　　那么，如何認識當前我國社會誠信與政府公信力的狀況？如何把握社會誠信與政府公信力對于整個社會生活的意義？怎樣塑造我們的誠信文化，以及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這些問題既需要理性的思考，更需要每一個公務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積極作為。

　　把誠信問題歸因于文化積淀

　　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偏頗

　　近些年，人們在討論一些社會問題時，通常比較關注文化根源方面的問題。說到誠信問題也是這樣，即認為社會誠信與社會文化根源密切相關。

　　文化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也是一個難以精確定義的概念。大致說來，文化反映的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長期社會生活實踐所形成的習俗、行為、習慣、傳統等的影響、傳承和積淀。這種影響、傳承和積淀，日積月累，代代相傳，成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化形態”。

　　還有人把文化視為一種結構性體系中的“心理方面”問題。這誠如人一樣，在一個由數人組成的團體中，不同的人除了外貌特征不同之外，更為重要的是還有人與人之間在價值、觀念、性格等方面的差別。這種所謂人的心理層面問題，是一個人之所以區別于其他人的重要特征。

　　社會由千千萬萬的人組成。盡管每一個人心理層面的問題僅僅具有個體的性質，但在長期社會交往之中，個體的匯集又逐步形成了團體、集體乃至整個社會的特質，形成了所謂文化層面的問題。在中國，文化性的因素具有基礎性意義，因而很多的問題，需要從文化視角上給予解釋。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既是長期社會生活實踐傳承、積淀的結果，也是生活在現時代的人所吸納、消化、實踐與再產生的過程。換句話說，文化形態是一個動態概念，而非固化概念，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斷習得、領悟、傳承、實踐及生產的動態過程。比如，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舊社會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比較多，民主法治的傳統比較少。今天的人沒有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生活的經歷和經驗，但我們身上可能依然還有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基因。這就是上述這種傳承積淀的反映。當然，需要看到的是，盡管今天的人可能有封建專制主義的文化基因和傳統，但由于時間和空間維度的變遷，我們今天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與舊社會那種文化形態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由此說來，我們把誠信問題歸因于文化積淀，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是有失偏頗的。例如，有人會抱怨，當今社會中，不是說沒有人說真話，而是說真話的人得不到好處甚至會帶來麻煩，說假話的人卻獲益機會更多。甚至在一些情況下，我們把一個人什么真話都講視為單純幼稚的表現，而將善于逢場作戲、善于“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視為成熟的特征，等等。

　　總的來說，誠信問題的存在，固然與歷史長河中積累的文化基因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與長期以來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生活有關。作為一代人，我們可以批判性地吸納前人為我們奠定的文化基礎，可以基于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和使命來創造并維系一種良好文化形態的生存和發展。一句話，我們創造了我們自己的誠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