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國文

　　有一次，池田大作與湯因比談起華夏文明，忽發奇想，問這位英國歷史學家：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愿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歷史中的哪個朝代？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也許會選擇唐代。“那么，必定是長安了。”“不。”“很可能在絲綢之路上的某個綠洲定居下來，那里更適宜我進行歷史的思考。”

　　那時，連接歐亞兩大陸的廣袤地區，雖然，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原與邊外，以及邊外各族之間，斷不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不過，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于環境的危害，遠不如及工業化三廢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嚴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樣綠，天照樣藍，空氣照樣清新。

　　中古時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于正常狀態之中，因此，空氣濕潤，溫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這一帶的游牧民族，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是多么優哉游哉了。加之沒有漢民族那種封建禮教的束縛，自由自在，敢愛敢恨。

　　所以，魯迅先生1934年寫給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無遺憾地說到：“我為了寫關于唐朝的小說，特地到長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連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絕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想象唐代的西域。湯因比先生不傻，選擇唐代絲綢之路住下來，的確是個不錯的主意。

　　唐代的中土人，大氣，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風流，那真是中國歷史上極輝煌的日子。絲路暢通之際，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隊羈旅所在；雪山腳下，凡掛酒旗的村舍，都會有駝鈴清脆的音響。于是，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這一切的歡樂，一方面是那亮閃閃的波斯金幣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時充滿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旅人們，一種敢于揮霍生命的豪氣。

　　人，需要這份豪氣；國家，同樣也需要這份豪氣。

　　我想，湯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上，那些追趕著夕陽，往西方行進，沐浴著晨光，向東方而來，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磧間的勇敢者的那種豪氣。

　　那是用腳一步步量出來的悲壯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腳印，該留下多少鄉關何處的惆悵、故土家園的相思啊！寂寞的駝鈴，孤獨的行者，陪伴著的只有那長長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誰知明天的途中，會不會滿天塵暴，難逃干渴的困境，而于無望中無聲無息地倒斃？會不會風沙裹脅，永遠也到不了下一個驛站，成為一具無名干尸？然而，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會不停地往沙漠深處走去，絕不會回頭。

　　天高云白，萬里沙塵，長河落日，羌笛聲聲，看著地平線漸漸淡逝的余暉，在寥廓蒼茫中，會不令這位歷史學家，對漢唐帝國這種拓展絲綢之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嗎？

　　我想，如果湯因比先生選擇公元七世紀，來到天可汗統治下的西域，他也絕不會后悔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年）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年）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天竺（南亞次大陸）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交流從來是相互的，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也是領導潮流的先進國家，就像現在某些同胞，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一樣，彼時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國月亮比他們那里月亮更圓些的。在唐貞觀年間，“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曾是個極文明的社會，而歐洲的日耳曼、條頓、高盧諸民族，按辜鴻銘先生語，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這種人類發展過程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不平衡，正是歷史的常態。

　　漢唐盛世，是一個以寬闊的胸懷向外開放的社會，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段歷史。湯因比期許的盛唐時代，是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在與中西亞接觸碰撞中，使其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得到進一步質的飛躍。因此，歷史啟示人們，只有秉持互通有無、互利互惠，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文明交流、彼此認同精神，各個國家和民族才能互利共贏、和諧相處，才能真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人間正道，是人類發展、繁榮、進步的光明之路。也正因為如此，人類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平等交流方變得豐富多彩，正所謂“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