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文化逐漸興起

　　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商業化運作使“以往孤立的個人開始成為受眾，信息的大規模傳播成為可能”，從而引發文化傳播生態中精英文化向大眾傳播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在圖書市場競爭尚不充分時，出版業依靠精英對圖書的需求即可獲得豐厚利潤。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市場競爭日益加劇，傳統的圖書市場會達到飽和，利潤也越來越少，甚至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就必須啟動大眾消費市場。于是，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很多書坊重新對市場進行定位，選題結構也發生很大變化，傳統的經典讀物越來越少，以戲曲、小說和日用類書為主的通俗讀物所占比重越來越大。

　　明中后期從精英文化向大眾傳播的轉變，起初是依靠商品經濟這只“無形之手”來推動的，后來則變成出版商的自覺行為，這在書名、廣告、序跋、內容、編纂方式上都有所體現。當時出版的很多日用類書都有“四民便覽”、“士民便用”、“雅俗通用”等字眼，這說明出版商開始把受眾定位于四民大眾。崇禎五年（1632），遺香堂刊刻的《三國演義》序中稱“正欲愚夫愚婦，共曉共暢人與是非之公”；崇禎年間刊刻的《皇明中興圣烈傳》序中則明確表示“使庸夫凡民亦能披閱而識其事”。

　　文化下移還表現在文學內容和題材的嬗變上。明中后期的世情小說大都取材于市井生活，開始關注市民階層的生存狀態及其心理和情感訴求，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中“文以載道”的詩教傳統。

　　從圖書編纂上看，無論是日用類書還是通俗小說，都比較注重語言的通俗性。為便于普通市民階層閱讀，大部分圖書都有很多注釋和注音，例如，書商熊大木編纂的《唐書志傳》卷四第三十四節有一句“爾兄日前飲酒至酣”，編者對“飲酒至酣”做了注釋：“半醉也。”再如，建陽明德堂刻的《詳刑公案》卷三有一句“事系無辜不究”，編者對“辜”的讀音做了注釋：“辜音孤。”此類注釋和注音顯然旨在最大限度地為粗識文字的下層讀者掃除閱讀障礙。

　　綜上所述，明中后期，商業出版不僅加速了精英文化內部的分化，而且使通俗文化突破以往的限制，進入公共傳播領域，此時的通俗文化才能稱為大眾文化，這時的文化傳播才是大眾傳播。大眾文化的興起，打破了以往一元單線的文化傳播生態，初步形成了多元文化傳播生態格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晚明商業出版與思想文化及社會變遷研究”（12CZS02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