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王曉毅

　　未曾從事農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現在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在青壯年時期，他們的生活豐富多彩，遠非老一代農民可比，但他們在這個時期卻沒有形成穩定的積累；當他們因年老退出勞動力市場以后，不管是在農村或在城市生活，都將面臨著諸多困難。因此，國家的農村政策對于他們的影響會非常大。如果我們希望老一代農民退出農業生產以后，農業的家庭經營仍然存在，那么就需要出臺系統的政策以支持新生代農民工像其父輩一樣老有所安，就需要將一個具有象征性意義的農村具體化以使新生代農民工有退身之地，如適當的社會保障和與這一群體相適應的農業政策。

　　人口流動致村落共同體離散

　　在湖北省武漢市大魏塆村，最熱鬧的不是春節，而是正月十五元宵節。到這天，村民自發組織的耍獅隊要到各戶祝福，全村都會處于狂歡的狀態。與元宵節的熱鬧相比，春節只是各家自己祭祖和家庭聚餐或親戚之間的往來，但基本是家庭內部或家庭之間的活動。正月十五則是全村的活動，甚至是各村之間的活動。為什么熱鬧會拖到正月十五而不是春節，也許與這里經商的傳統有關系。因為村里原來有許多手藝人，靠農業之外的副業維持生活，春節一段時間也是他們可獲取較多收入的時候。等忙完春節的生意，他們抓住過年的尾巴，就要大大地熱鬧一番。

　　在春節期間，大魏塆是熱鬧的。這里的農居基本上沒有院子，很容易透過窗子看到各家的大人們湊在一起娛樂，而孩子們則不時跑到街上放上幾只鞭炮和焰火。村子的道路上不時有轎車開過，在大年初二的鄉村公路上居然發生了嚴重的交通擁堵；因為走親戚的人很多，在十字路口出現了堵車。本來不寬的鄉間公路瞬間成了停車場，熱鬧非凡。

　　但是在熱鬧中總透著一股落寞，熱鬧就像是一個盛大的晚會，大家在歡笑中似乎都在等待著晚會的落幕。不管多么熱鬧，大家都知道，等正月十五一過，大多數的青壯年又會離開家鄉，重返城市，因為那里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心。之后，他們辛辛苦苦蓋起的房屋又會人走房空。

　　對于這樣一個有手工業傳統的村莊來說，離家做生意并非新現象，如制糖的手藝人不可能只在本村做生意，他們甚至把春節都讓位于生意。所以，聚散本是生活的常態。但是，為什么現在的人們顯得如此落寞？

　　被訪者劉某的房子是新修的，而且從秋天開始，一直在慢慢地進行內部的裝修，但劉某卻常年在武漢做建筑，很少回家。筆者問他為什么花那么多錢在農村蓋房，他回答說在城里買不起房子，如果在農村也沒有房子，心里會不踏實。因此，房子是一個象征，有了它便有了“家”，盡管大部分時間房屋主人仍然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經驗模型與現實存在差距

　　劉某也是做手藝的，似乎在重復著原來手藝人的活法，日常在外打工掙錢，有了錢便在村里蓋房子，等著一旦在外面無法打拼了，便可回來過個安穩的晚年。但劉某又感覺物是人非，父輩的生活軌跡已經無法重復。這正是他憂心忡忡之所在：原有的東西似乎可以提供保障，但又很難抓住；城市生活似乎是無可選擇的必然，但又不知道未來在哪里。

　　以往的手藝人與農業并沒有完全分離，回到家鄉仍然可以是莊稼人，這正是在一個手藝人集中的村莊中農業還得以延續的原因。但38歲的劉某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也不相信如果有一天丟失了城市的工作，可以回到家鄉從事農業生產以維持生活。他認為家里的土地都由父親在耕種，自己是不可能去從事農業生產的，因為他不僅不懂技術，而且做農活很辛苦。回鄉過節的青年農民并不需要做農活，只是打打牌，相互走動一下，等著元宵節的舞獅。但是談到土地流轉，劉某又說自己肯定不會將土地流轉出去。因為土地流轉的收入很少，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塊土地可以作為退路。在劉某的意識中，土地成為保障的象征，有了土地，至少感覺有了保障；但是理智地計算，好像土地又不能作為真正的保障。

　　對于手藝人而言，城市是賺錢的地方，而鄉村才是養老的地方，這是父輩的經驗，也可能正是劉某回家蓋房的原因。但與過去不同，家鄉仍然是家鄉，也依然被認為是生活的保障；但這種保障好像更多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性計算的結果。在傳統的鄉土社會，有了房子和土地，生活就有了保障，但現在僅靠這些已經遠遠不夠了。

　　對于劉某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在城里辛苦了若干年，前途也不光明。他說，在城市靠一個人的收入是不足以養家的，需要夫婦同時工作。但是孩子開銷很大，如果上幼兒園，甚至一個人的收入都不夠孩子的開銷，所以他們將孩子送回農村。盡管他們的收入維持吃喝不成問題，但在城市買房是不可能的，只能租房住，每年的房租占總收入的比重很大。而且要維持在城市的生計需要有很多應酬，這樣算下來，他家的收入基本上收支相抵。所以劉某感嘆，如果有固定的退休金，那么在農村養老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換個角度而言就是，如果沒有收入和積蓄，在農村養老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