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低俗和“網紅”合體，就具有了“新事物”的屬性，其固有的危害不僅被加以病毒式的傳播，而且對社會肌體產生更隱性、更持久、更深刻的危害

　　伴隨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新業態、新話題層出不窮。網紅即在互聯網上走紅的普通人，20多年來經歷了從靠個人才華或出位的言行博得網民關注但無“變現”能力的初級階段，到借助社交媒體成為微博名人，再到當前依托團隊運營具有強大吸金能力的變遷，完成從“網紅1.0”“網紅2.0”再到“網紅3.0”的更迭。據今年上半年由民間機構發布的《“網紅”經濟白皮書》提供的數據，中國網紅人數已達百萬。網紅本無原罪，但當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在互聯網上販賣低俗劣質的內容走紅，且擁躉者不斷擴大時，則需要大眾理性精神的覺醒。

　　之所以出現低俗網紅的風潮，首先有賴于當前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心理的并行發展，即，今天幾乎每一個人都可能從信息的接受者變為內容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以此滿足自我表達、參與公共話題的社會需要。而相當比例的表達和“互動”沉湎于低俗，一方面，是低俗網紅讓個體的暗黑心理得以釋放和滿足：審丑、窺視、打破公序良俗地沖向自我毀滅的沖動，以及混雜其間的看客心理，是滋養低俗網紅的心理土壤；一方面，相較于傳統的功名之路，互聯網經濟模式通向成功的征途不僅看上去短了許多，而且貌似唾手可得，因此名利誘惑更大：網紅中的美妝達人、美食博主尚需技高一籌，但低俗網紅展示暴力、色情或艷俗，同樣可以博得百萬粉絲，而后將粉絲量和流量兌換成個人財富。因此，低俗網紅的夜市人頭攢動，不乏盡展人間丑態者，更不乏為種種丑態打賞者。

　　低俗網紅現象，亦舊亦新。其傳播的低俗本就是“過街之鼠”，是眾人皆知其危害的“舊事物”；而當低俗和“網紅”合體，則具有“新事物”的屬性，其固有危害不僅被加以病毒式的傳播，而且會對社會肌體產生更隱性、更持久、更深刻的危害。

　　“凝視深淵過久，深淵必回以凝視”。首先，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低俗網紅打開了盛有人性惡的潘多拉之盒，可以在不知不覺中侵蝕浸淫于此的人。今年8月，一位不到20歲的女性被警方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在網絡直播中從事色情表演。今年7月，文化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已有16881名違規網絡表演者被處罰。而即便沒有沖破法律的警戒線，當一個人一次次將點燃的數十支香煙塞滿自己的口鼻，直播吞咽煙灰的情景，或一次次“衣不蔽體”地出入公共場合，以丑為美，以色情為籌碼……這樣的他/她，何時可以再見靈魂的光亮？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有時是惡而不是善，對人的吸引力更大——被低俗網紅裹挾著墮入人性黑洞者，不僅是網紅本人，還有龐大的看客群體。

　　從集體精神養成的角度來說，低俗網紅導致集體精神的催眠與矮化、粗陋化。半個多世紀前，面對初興的大眾文化，社會學家馬爾庫塞提出著名的“愛欲說”，指出人的生物性本能可以上升為文化的創造動力，而以創造“虛假需要”為目的的消費文化則壓抑了這種升華的可能性。今天，盛行一時的低俗網紅所刺激的，恰恰就是人的生物性本能，進而如水泥一般將這種本能固化。如果說普遍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塑造出的是被物化的“單向度的人”，低俗網紅所造就的則是被異化的“既單向度又低矮的人”，難有真正的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長此以往，社會文化肌體的更新活力將會減弱。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低俗網紅的破壞力指向未來。《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達6.88億人。《2016上半年網紅現象專題報告》進一步指出，每12個網民就有一個關注網紅，而這個龐大的網紅粉絲群體中87.2%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在漫無邊際的互聯網王國，動輒數十萬粉絲的低俗網紅對年輕人的負面輻射力與影響力不能忽視。

　　從商業規律來看，低俗網紅難以持續發展。互聯網經濟亦需符合市場規律，優質的內容和傳導主流價值觀的品牌永遠是市場上的稀缺品和增值品，這一“真理”同樣適用于互聯網經濟，也終將如同一雙無形的手，對當前亂象紛繁的“網紅市場”進行洗牌。不被社會公序良俗與主流價值觀所接納者，可以贏得一時哄抬與追捧，但難以獲得持續的商業投資，而一旦資本鏈條中斷，所謂“網紅”也將不復存在。

　　面對顛撲不破的商業規律和白熱化的同質化競爭，網紅個體若要生存，也終需加強自律和自潔，提升自身核心技能。這既來自外界的壓力，亦需自覺：網紅具有明星屬性，二者同屬公眾人物。“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眾網紅在享有眾人關注的同時，還須擔負起公眾人物的社會職責。文明的進步需要個體不斷完善、自我凈化、自我約束的能力。

　　社會文明程度的高下，與大眾理性精神的強健與否息息相關。今日蔓延于互聯網上的低俗之風，其實由來已久——不同時代，其附著的載體不同，傳播的途徑不同，所戴的面具也隨之改換。對此，社會大眾要善于識別，不流俗、不跟風，這是對個體獨立精神的自覺捍衛，也是對社會文化肌體的自覺護持，進而讓文明、理性的精神風尚成為可能并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