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亞萌

　　何韻蘭有一張照片，在荷蘭街頭的紀念照，照片上她和5個年輕歐洲女孩一起搞怪合影，不仔細分辨，除了頭發(fā)是黑的，她和那些女孩沒什么差別——年輕時的她，面孔頗有幾分歐美味道。

天語（彩墨組合） 何韻蘭

　　但其實說“年輕”也不準確——拍照片時她已經(jīng)57歲了；歲月在何韻蘭身上，總有30年的“時差” 。所以在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展廳里見到她，五十上下的樣貌和活力，加上“時差” ，也難以想象今年她80歲了。

　　真的80歲了，她才在9月10日至10月6日聯(lián)合了4位藝術家好友謝麗芳、劉彥、曾力、王林海一起舉辦了“生命樹理想國”何韻蘭藝術人生1 + 4對話展，不但用“以藝會友”的方式進行何韻蘭藝術人生的回顧，同時就“藝術與生命”“生命與理想”“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一系列問題“以畫對話” 。

　　清貧、單純，成就“螺絲釘”

　　何韻蘭出生在浙江海寧袁花鎮(zhèn)，幼時飽受顛沛流離之艱辛，少年已無家人呵護， 1953年，中央美院附中第一屆招生，當時15歲、杭州女中初中畢業(yè)的何韻蘭經(jīng)李長白老師鼓勵，憑借在《杭州少年報》做美術通訊員的稿費和編輯部的幫助，獨自到北京報考。

　　“1953年，我考入首屆中央美院附中，在當時的集體理想主義影響下，我們清貧、單純地成長。盡管班上同學父輩身份差距大，但大家的友情像水晶，直到今天，‘老附四’ （第一屆中央美院附中）仍被我們譽為‘永遠的童話’ 。 ”她說。1957年，何韻蘭作為保送生進入中央美院版畫系黃永玉工作室。“我當時就喜歡水墨，但已經(jīng)和老劉好了，他在國畫系任教，所以為了避嫌，我選擇了版畫系。 ”何韻蘭口中的“老劉” ，就是她的先生、畫家劉勃舒。在當時貧瘠的生活中，她能自行點綴富麗的青春——破床單爛到有洞，她可以把它染成黑色，改頭換面成了漂亮的連衣裙；老劉的破褲子經(jīng)她巧手做成小上衣，穿了拍畢業(yè)照。

　　何韻蘭學的版畫在畢業(yè)之后就派上了用場——1962年，她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崗位就在中國電影公司宣傳科，負責外國電影海報的繪制，“文革”后期，她被國家體委調到體育出版社做美編，主要從事體育書籍裝幀，還一本本地畫體育動作圖解。由于工作認真努力，何韻蘭還獲得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她就是很稱職的、當時同代人都推崇的“螺絲釘” 。

　　那段歲月，“8小時之外還要學政治，夜里還要畫文學插圖，一到冬天，六面冷墻中畫畫，冷到下半身木掉沒有知覺。 ”她回憶道。如今回顧這些經(jīng)歷，她覺得這些工作雖然都只是職務需要，內心一直想獨立創(chuàng)作，但還是培養(yǎng)了自己的耐心、韌性和毅力，以及為責任需要放棄一些個人的愿望。

何韻蘭五十七歲時在荷蘭街頭與五個外國女孩搞怪留影

　　自然，不僅僅是風景

　　她的中戲老同事來看展覽，感慨“她這人能量太大了” ——可不是么， 80年代，她已過不惑之年——甚至到她真正可以“到處跑”的時候，已到知天命的年紀了。

　　“第一次出國是1986年和老劉去新加坡兩人聯(lián)展” ； 1987年之后，何韻蘭一個人去了法國，“當時的第一感覺是：天哪，救命啊！掉進藝術海洋遭滅頂之災了。 ”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她一直不喜歡安排好的旅行，更愿意獨自像大學生那樣旅行，自己去發(fā)現(xiàn)，去感受。她喜歡與各種人交流，去看生命中的多面棱鏡。“看世界可不僅是看博物館，我用幼兒園水平英語走天下。 ”她笑說。

　　走了那么多路，觀察了那么多人，何韻蘭放置在內心發(fā)酵之后的思考卻是“關鍵是你如何成為自己” 。在創(chuàng)作上，她想更進步——從熟悉的具象繪畫走向類似抽象的創(chuàng)作、又進入到實驗和跨界的探索。

　　“隨著旅行的深入，我開始爭取更多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感受意外的驚險和特殊震撼，它獨有的神秘、殘酷和美麗，以及關于毀滅和再生、瞬間和永恒真切又虛幻地呈現(xiàn)，令我終生難忘。 ”何韻蘭觀照的自然不僅僅是風景，她的那些意象、抽象風格的作品表現(xiàn)大自然的恐怖、神秘與美麗。“在天池，爬到山口，全是云什么也看不見，很多人就走了，只有我等著盼著——突然云散開，下面池水那美麗的綠色出現(xiàn)在眼前，一瞬間又蓋上了。 ”她說，個人很渺小，但又可以跟大自然對話，與大自然偶遇。

　　“我經(jīng)常獨自旅行，大自然的美麗、嚴酷和神秘令人敬畏。其中想表現(xiàn)又難以表現(xiàn)的渴望令我著迷，這成為我70歲以后創(chuàng)作的追求，而對環(huán)境污染的憂慮也成為一種責任和動力。 ”何韻蘭說。但再怎么走，就是個難題，在遭遇瓶頸之際。她發(fā)現(xiàn)小卡片機隨意晃動后拍出的照片很美，有放松的自由感，“來玩一段，把學院派的東西放下吧” ——國家大劇院樹上小燈營造出晃動感、正午陽光下的南瓜葉子、蘇州老建筑墻根如同年輪的圖案，都被她拿來做“攝影游戲” ，“業(yè)余”攝影給她的自由、讓她的創(chuàng)作跨上新的臺階。

　　會喊的“婦女代表”和“小兒科主任”

　　“責任和動力”讓何韻蘭觸碰到“生命中的另類風景” ，她在上世紀90年代籌建北京女美術家聯(lián)誼會并任會長，組織女畫家展、北京香港女畫家聯(lián)展等多項重大展事。2001年，她成為中國美協(xié)少兒藝委會主任，參與負責少兒藝委會項目“蒲公英行動” ，該項目是面向邊遠、民族地區(qū)，以當?shù)孛耖g藝術資源融入學校教育的課題探索。由于項目立意深遠，更由于課題主持謝麗芳團隊的持久努力，不但邊貧地區(qū)孩子受益，也帶出了一批優(yōu)秀的教師骨干隊伍。十多年薪火相傳，項目已遍及全國60多個推廣點。“泥巴、稻草、樹皮、碎布、石、木、竹子在孩子手中都變成藝術品，孩子們因為得到鼓勵而有了自信，民間藝術滋養(yǎng)了孩子，本身也得以傳承——扶貧光靠錢是不夠的，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沒有自信就沒有獨立—— ‘蒲公英行動’的啟動是我任內的驕傲……”她說起少兒美術教育，攔都攔不住。

　　任中國美協(xié)少兒藝委會主任的5年中，何韻蘭是全職義工，完全沒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創(chuàng)作，但她沒覺得遺憾：“這個‘未來工作’非常重要，提高民族整體素養(yǎng)，就要從小培養(yǎng)孩子們的精神追求和審美水平，如果只會培養(yǎng)能賺錢的人或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們這個社會必然會無限攀比物質，比不上的就羨慕嫉妒恨，或者就會自卑、抵觸、反社會……而通過藝術，培養(yǎng)孩子對美的發(fā)現(xiàn)、對生命的熱愛、對自我的信心，非常有好處。 ”她認為，藝術家不能只抱怨自己的藝術“曲高和寡” ，應該更多地關懷社會，只有提高全社會的審美水平，才能“水漲船高” ，作品才會被更多的人欣賞。為了引起各方的重視，何韻蘭說：“很多展覽都是在中國美術館、廣東美術館、中華世紀壇做，這個我可不客氣，一定要把教育部、中國美協(xié)的領導請過來；在學術高端的會議上，我這個‘婦女代表’和‘小兒科主任’最會‘喊’了。 ”她笑笑說：“但成就不是我個人的，不是我放大了少兒美術的事業(yè)，而是這些社會工作把我放大了” 。

　　永遠的“行者” ，總有同路人

　　為孩子跑最有“動力”的何韻蘭，如今得拉上朋友一起做展覽才有動力。在“1 + 4”展覽策展人陳履生眼中“很先鋒、很實驗的曾力，致力于追尋傳統(tǒng)文心、探索中國畫核心精神的林海，生活中很溫和但語言很張揚的劉彥，原生態(tài)印記突出、作品古樸的謝麗芳” ，在老友何韻蘭的口中變成了“不愿出來的、修身養(yǎng)性的、作品太辣不被市場接受的和下到基層做獨行俠的、全部心力建了理想國芥子園書院卻不屑宣傳”的人——我把他們全都請出來，一起做展覽，想讓公眾知道還有這么一些人，執(zhí)著地創(chuàng)作作品，雖然可能有一點偏執(zhí)，但很值得敬佩。在訪談中，她一再介紹4位藝術家的作品，“光說我一個人，我不開心的” 。

　　在何韻蘭看來，他們的共同點是都在堅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對理想的追求，不跟風隨流。“我們希望長成一棵茂盛的樹，什么果子都可以生長；希望有一個理想國的園地，可以傳播我們的精神追求。 ”這是何韻蘭眼中的生命樹與理想國。

　　“我還在挑起思考——80歲的藝術家還能干什么？我想告訴大家：生命的意義要自己定位。 ”說這話的何韻蘭，眼光閃閃，“我與大自然剛開始對話，還有好多想法沒有充分表述” ；她日程依舊滿滿，生活依舊豐富，“我不養(yǎng)生，工作繁忙，不怕喝咖啡熬夜。 ”在訪談中，何韻蘭還執(zhí)著地想把這篇文章起名叫“另類老太” 。

　　“回顧過往，雖歷經(jīng)滄桑，但內心仍然有澄明、有期待，是藝術溫潤了我的生命，但我更愿意感謝生命，讓我這個普通畫家和教師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質感，讓生命觸摸到更多的溫度，也讓我成為現(xiàn)在的我。 ”何韻蘭說，我崇尚一直在路上的“行者” ，人本來是孤獨的，但只要你在走，就會有同道。

　　“藝術讓我長上翅膀，我就像插上翅膀的‘螺絲釘’ ，讓我珍惜自由，能跨界探索，還能克服困難，承擔多種工作，顯示多方面的能力——如今螺絲釘長上翅膀，還想飛。 ”

　　幾年前，何韻蘭曾在微博上寫下這么一段話：“人生是一次只有彼岸沒有歸途的旅程，等到開悟，已是盡頭。想要旅程精彩，唯一的辦法是讓自己也成為一道風景。 ”展覽中有一張照片是一個小人乘水上滑翔傘在天空中翱翔，何韻蘭說，那是她70多歲在巴厘島玩滑翔傘的紀念。“我80了，還是想飛，重量在身上慢慢減輕的過程，是一個痛苦又美妙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