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何中華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獲得文化尊嚴的內在條件,它當然需要建立在堅實的歷史積淀的基礎之上,這首先包括經濟和社會的真正進步和發展,但同樣需要民族意識層面上的自覺和主體性姿態的確立。當今,中華民族正面臨著自我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完成這一使命,既需要文化自信作為必要的準備,也為文化自信提供最根本的歷史前提。

　　毋庸諱言,當西方列強依靠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時,中國文化遭遇到強烈的挫折感,產生了自卑心理

　　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文化自覺就是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獲得的自我意識,它是一個民族借助“他者”文化這一中介對本位文化的反思性把握。這種把握可區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形式,前者表現為文化自卑,后者則表現為文化自信。

　　近代以來,隨著東西方兩大文明的相遇,中華民族獲得了文化自覺的歷史機緣,找到了一面折射自我形象的鏡子。因為文化自覺只有借助于一個外在的“他者”作為鏡面來折射本位文化的自我形象才是可能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地抵御外侮的艱苦卓絕的奮斗史,又是一部中華民族在文化上不斷地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變革的發展史。但無可諱言,當西方列強依靠堅船利炮打開我們的國門時,中國文化所遭遇到的強烈挫折感,使我們的文化信心面臨空前挑戰,以至于出現了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中國文化處于守勢。以“打倒孔家店”為旗幟的激進的反傳統取向,一時間成為主流文化意識。“西學東漸”的歷史語境,迫使國人作出自己的選擇。“西化派”、“國粹派”、“調和折中派”……不同的文化主張交相博弈,莫衷一是。毋庸諱言,中國做了西方的一百多年的學生,“走西方人的路”成為滲入國人深層觀念中的先入為主的某種成見,甚至淪為一種文化上的準本能和集體無意識。它改變的不僅僅是個別判斷,更是文化心理結構和價值偏好本身。這就從根本上注定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自卑心理。“全盤西化”的主張,不啻是這一文化心理的典型反映。特別是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更使國人失卻文化自信心,自感“百事不如人”。

　　應該說,擺脫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乃是我們這個民族近兩個世紀以來所面臨的一個最緊迫的歷史任務。特別是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我們的自覺訴求時,文化自信就具有了格外特殊的重要性。東西方兩大文明之間的碰撞和揚棄,其深層意味的顯現本身就表征為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歷史的這種逐步展現中,文化自信必然獲得日益深邃而豐富的內涵,獲得愈加扎實的歷史根基,獲得越來越厚實的底氣。

　　值得深思的是,中國文化近代以來的實際發展,既沒有“全盤西化”,也沒有全盤保存國粹；既不是“中體西用”,也不是什么“西體中用”；而是走了一條辯證揚棄的路子。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一方面使中國固有的本土文化注入了時代精神和現代因子；另一方面也使馬克思主義融入了中國本土文化,使自身獲得了民族形式和中國特色。就此而言,它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升華,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重構。這一及其深刻的文化變革,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形態。同時,它也昭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前景,已經并將繼續建構中國文化形象和面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恰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歷史內涵之所在。

　　經濟實力的空前增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西方危機的對治作用,為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基礎

　　文化自信決不是一廂情愿式的、空洞的主觀愿望,它是需要堅實的歷史基礎、豐厚的文化底蘊和恰當的歷史機緣來支持的。那么,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又取決于哪些因素呢?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值得考慮:

　　第一,經濟實力的空前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極大提高,構成文化自信的堅實物質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極大地提升了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影響力。作為文化的物質承擔者,經濟實力為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因為文化硬實力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前提。離開了硬件系統的支持,文化傳播是難以維系的。中國文化符號和文化因子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的日益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力的堅強后盾。以語言為例,一種語言被異質文化所重視并發生興趣,往往是伴隨著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的經濟崛起。離開了經濟后盾,語言的傳播力、影響力就不可能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