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東南亞存在商貿聯系

　　由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兩大部分組成的東南亞，包括今天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東帝汶等國家和地區。

　　在商王武丁妻子婦好的墓葬中，出土過幾千件海螺和海貝。經鑒定，這些物品中有一件是經過加工的阿拉伯綬貝。這種綬貝通常分布于我國臺灣、南海（廣東省沿海、海南島、西沙群島，最北分布至福建廈門東山）以及日本、菲律賓、暹羅灣、安達曼群島、錫蘭、卡拉奇等地。還有6880多枚貨貝，多分布于我國臺灣、南海（尤為在海南、西沙常見）以及阿曼灣、南非阿果阿灣等地。這些歷史物證說明，商朝與東南亞各地存在著商貿聯系。

　　1936年殷墟小屯村北出土的17088片武丁時期的卜甲中，有一版特大的龜腹甲，即　《殷墟文字乙編》4330、《殷墟文字丙編》184，其鱗板結構形態與常見不同。專家鑒定認為，這種物品產自馬來半島。此外，還有一版龜腹甲殘片名為　《金璋所藏甲骨卜辭》554，形態與常見的卜甲不合。經鑒定，它源自一種棕褐巨龜。這是一種分布于緬甸至印度尼西亞的大龜。

　　另外，越南永富省的馮原等地曾出土4件牙璋，年代在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4世紀之間。其形制的特點，與商代二里崗出土的牙璋特別接近。這意味著，商代與越南也有著一定程度的物質和文化交流。

　　受到西亞中亞文明影響

　　1975年，有學者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發現有65片黏附有紡織品，后經鑒定為棉纖維類之紡織品。這類纖維類紡織品“即土盧布，相當榜葛剌國所謂兜羅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也出有棉花，證明身毒貨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跡象”。

　　1986年，考古人員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發掘了一號、二號祭祀坑，里面出土了很多海貝。這些海貝，大小大約是虎斑貝的三分之一，中間有齒形溝槽。它們不產于近海地區，更不產于江河湖泊，只在印度洋深海水域出現。它們應該是從印度洋北部地區引入的，而且可能是古蜀人與印度地區直接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結果。

　　三星堆一號、二號祭祀坑還分別出土了13支、60多支象牙。一號祭祀坑里堆積的3立方米左右的較大型動物骨渣，則有可能是象骨。三星堆青銅大立人的立足青銅祭壇中層，由4個大象頭勾連而成。另外，距離三星堆不遠的金沙遺址，時代處于商周時期，其中出土的象牙重量竟然超過了1噸。專家認為，這些象牙并不產自國內，而是來自印度。

　　作為商代時期的文化遺存，三星堆遺址中出土了不少金面罩、金帶和青銅雕像。這些青銅雕像與西亞雕像夸張的藝術風格十分接近，金帶、金杖作為權力的象征也與西亞文明一致。所以，當時這個地區可能還受到了來自西亞、中亞文明的影響。

　　游牧文化和青銅文明互動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圖壁縣西南約75公里，有一處地方，當地人稱為“康家石門子”。1987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一處反映祈求人口繁衍的巨幅古代巖畫。

　　整幅巖畫最下部距地面2.5米以上，最上部距離地面有10米，東西長14米，總面積達120多平方米。在這片巖壁上，刻滿了大小不等、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其中，大的高于真人，小的只有10至20厘米。人像有男有女，有站有臥，有穿著衣服的，也有裸露身體的，下面是很多小人的形象。整幅巖畫表達了古人希望人丁興旺的樸素愿望。

　　新疆、內蒙古等地巖畫中出現的對馬形象，與商代銅器銘文中某些符號相似。有學者因而根據商代銅器銘文的時代，來推定這些巖畫的具體創作時代，認為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前1100年，相對可信。

　　在遙遠的伊朗西部扎格羅斯山地的盧里斯坦，自上世紀20年代起陸續發現了大量具有濃郁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青銅器，包括車飾、馬具、武器、工具、禮器、神像等。其中，有很多的通牌飾上有對馬形象，與新疆巖畫相似。這說明，在晚商時期，中原地區與內蒙古、新疆乃至今天的伊朗地區，已經發生了一定的聯系。

　　而在俄羅斯南西伯利亞地區，有一個格拉茲科沃文化，屬于貝加爾湖沿岸早期的青銅文化，大致時間為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在這處文化遺跡的墓葬中，出土有白玉環。上面有數圈同心圓刻線和“馬蹄眼”（穿孔外大里小），與商代玉器形制相同。

　　另外，考古人員在俄羅斯伏爾加地區的塞伊姆文化發現了青銅矛、柄端裝飾有野馬的刀、空銎斧和白玉指環，和我國安陽地區出土的同類器物外形非常相似。俄羅斯葉尼塞河流域的卡拉索克文化遺址中，還曾出土一些青銅小刀和弓形器，形制與安陽地區的發掘品也很相似。

　　關于這些器物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前蘇聯考古學者吉謝列夫認為：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塞伊姆文化向東發展，傳播到中國境內，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安陽器物的發展。而安陽地區青銅器制作技術提高后，又反過來影響到現在的俄羅斯境內。不管真實的歷史細節是怎樣的，至少我們可以判定：在商代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的文化之間發生了相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