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恩波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畢業后，受國家公派，作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進修生，赴阿爾巴尼亞國立地拉那大學歷史·語文系學習阿爾巴尼亞語言文學三年。從此，阿爾巴尼亞文學便成了我的第一專業、一生摯愛，伴隨我度過了大半生。五十二年來，我翻譯了阿爾巴尼亞民族復興時期、民族獨立時期和現當代幾乎所有著名詩人的主要詩作。可是，由于國際政治風云變幻莫測，我的阿爾巴尼亞文學翻譯、研究工作一直未能得心順手、盡如人意，所以，我的譯文，除了很少一部分已經發表變成了社會財富，絕大部分還在我的手稿柜里沉睡著。

　　近年來，中阿兩國關系戰勝了天寒地凍的嚴冬，又迎來了風和日麗、花開似錦的春天。中阿關系在兩國富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的努力下，逐漸地得到了修補和恢復，又簽訂了多項造福于兩國人民的協議和合同。特別是我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后，阿方予以積極的響應，要為鞏固和發展傳統的中阿友誼而努力。中阿兩國文化部門不久前還簽訂了未來五年的合作、交流協議。在這種令人感到歡欣鼓舞的大好形勢下，承擔此項任務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要我翻譯一部阿爾巴尼亞當代詩歌選。我覺得，這是出版社對我莫大的信任，因此，我便欣然地答應了他們的請求。

　　我手上的譯詩不少，當選哪位詩人的作品呢？我經過再三斟酌，最后決定出這本德里特洛·阿果里詩選《母親阿爾巴尼亞》。

　　阿果里是阿爾巴尼亞當代文壇上引領風騷的巨擘，在文化界、政界和人民群眾心中是實力最強、人氣最足、威望最高的人物。正如著名小說家、電影劇作家基喬·布盧希所說：“阿果里是二十世紀阿爾巴尼亞最偉大、最阿爾巴尼亞化的作家。”也如文藝評論家留安·拉瑪所說：“阿果里是一個歷史人物，對多數阿爾巴尼亞人來說，他的名字像新文學之父、著名詩人納依姆·弗拉舍里以及其他民族復興時期人物的名字一樣，時時都掛在人們的嘴上。”作品是作家、詩人的立身之本。在六十多年的時間里，阿果里為祖國和人民創作了成千上萬首詩歌（詩集就有近二十種）、大量的文藝性通訊、報告文學、小說、話劇、寓言、童話、電影、政論、隨筆和文藝評論。這些作品的底色都是鮮紅鮮紅的，是阿爾巴尼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的一部分。阿果里色彩斑斕、彪炳千秋的詩作，唱出了詩人對祖國的山山水水、畜群田園、工廠礦山以及辛勤勞作、默默奉獻的父老鄉親、工人兄弟、廣大官兵衷心熱愛的赤子之情；抒發了對革命先輩、烈士、游擊隊員無限尊崇與敬仰的心懷；對背棄革命傳統的種種丑惡現象和民族敗類予以有力的揭露和無情的鞭笞，顯示了崇高的革命氣節和凜凜正氣。

　　阿果里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一直懷有深摯的友好情誼，他是我們真正的永遠的偉大朋友。還是在蘇聯留學的青年時代，阿果里就與幾個留蘇的中國同學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尚不足三十歲的阿果里，就連續寫下了贊美《祝福》《革命家族》等中國優秀影片的評論文章和紀念魯迅的學術論文，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之情，而一九六七年在《人民之聲報》上連載的《從松花江到長江》長篇訪華通訊，則把他對中國工人、農民群眾的熱愛和崇敬之情推向了極致。這篇文采斐然的通訊，將作為真正的“阿中友誼之歌”，在兩國交流的史冊上閃爍出格外璀璨的光芒。

　　據我所知，阿果里是阿爾巴尼亞高層人物中對中阿關系、對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最早給予公正的積極評價的開明人士。一九九一年，在勞動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阿果里作為黨中央委員，中肯而尖銳地批評了勞動黨中央落后的錯誤的對內、對外政策，對中國開始開放和面向歐洲與世界表示了公正的肯定的態度，為中阿關系說了公道話，顯示了一個黨員勇于堅持真理的可貴品格和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對此，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后來，在為友人介紹中國當今情況的著作寫的序言中，他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歡欣鼓舞，表達了他對我國和我國人民最友好、最真誠的感情。

　　這種友好的情誼，也體現在我們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兄弟般的友好關系中。

　　我是五十二年前在地拉那大學讀書時，在摯友澤瓦希爾·斯巴修的引見下與阿果里相識的。那時他才三十三歲，風流倜儻，是《人民之聲報》的著名記者，經常在報刊上發表很有文氣和藝術感染力的通訊、詩歌和報告文學作品。我賞讀他的作品，就像原來賞讀蘇聯著名作家、大記者波列伏依的文章那樣用心、癡迷。他的那些優美清朗、厚實明麗的作品，對我后來到《人民日報》所從事的長達十年的新聞工作，產生過很大影響。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斯巴修的幫助下，我翻譯了阿果里的榮獲共和國一等獎的著名抒情長詩《德沃利·德沃利》。在翻譯過程中，我與他的友誼加深了。后來，我還翻譯了他的另外兩首長詩《父輩》《共產黨人》和一些短詩，于阿爾巴尼亞解放三十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以《阿果里詩選》為書名出版了。此書的出版，不論是對我，還是對阿果里，都是一件大喜事，我們之間的友誼從此登上了一個重要的新臺階。

　　一九九○年夏天，中阿關系由冷變暖，我受阿爾巴尼亞對外文委特別邀請，再次踏上“山鷹之國”這片神圣土地的時候，立刻又沉浸在以阿果里為首的阿爾巴尼亞文友們友誼的海洋中。他不僅受對外文委之托，派阿·采爾加、納·約爾加奇、穆·扎吉烏三位作家整天陪伴我，使我度過了難忘的一個月，而且還在他的辦公室專門接見了我，與我促膝交談一個上午，末了還把擺在辦公桌上的足足有兩公斤重的阿爾巴尼亞新文學之父納依姆·弗拉舍里的半身銅像贈給了我。

　　幾年前，我有幸又去阿爾巴尼亞工作了兩次，與阿果里的交往更加密切起來。他把這些年來出版的二十多種書全都贈給了我，而且在書上簽名時還親切地稱我“弟弟”；我贈給他書時，也驕傲地稱他“哥哥”，我們變成了親密無間的異國兄弟。八年前，我翻譯、出版了他那部著名的蜚聲歐美文壇的長篇幽默諷刺小說《居遼同志興衰記》，此書在我國小說家中間引起了熱議。現在，這部三百多頁的阿果里詩選《母親阿爾巴尼亞》也即將付梓。不久，由我翻譯的阿果里的長篇小說《藏炮的人》，也將與我國讀者見面……我半個世紀的夢想正在一步步地變成現實。

　　呵！差點兒忘說了，阿果里這個名字對我國廣大讀者和觀眾來說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家喻戶曉，演遍我國城鄉，以巨大的藝術魅力感動過我們、教育過我們的阿爾巴尼亞影片《第八個是銅像》《廣闊的地平線》，正是改編自這位多面手作家的小說。（鄭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