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修兵 孟 欣

　　“建設好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是中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總體戰、攻堅戰，被稱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征途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保證在2020年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中最困難的部分。因為在城市街道社區和鄉鎮農村社區建設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已經不只是公共文化領域的工作，而是需要與社會全面對接，把相對單純的文化工作納入更為繁難的社會治理工作。”日前，2016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理論與實踐”在京開題，首席專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丙中在開題會上表示。

　　小中心要承擔大使命

　　“公共文化服務”概念的提出是我國現代國家治理理念創新的標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成為國家發展規劃的基礎工程，是我國政府落實“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重大舉措，也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普通民眾、增強全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的民心工程，取得了在世界范圍內都令人自豪的成績，受到知識界和實務界的高度肯定。在最近10多年，國家的公共文化服務投入從偏向大城市、專項的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館，轉向以均等化服務為價值并照顧城鄉基層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端口部分，它直接服務基層社會，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事關整個體系建設的完整和功效；既依托于國家通過文化惠民提升公民素質的現代國家建設戰略，又是平民百姓依靠公共資源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品質的機會。中心的規模雖小，卻事關大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整合基層設施資源、建設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改革任務。2014年，文化部開始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試點。目前，項目設計者、領導者、實踐者、參與學者正在進行反思、調研、評估、總結，為大范圍推廣、改進提供經驗教訓和示范模式。

　　為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更好發展，學界基于專業的調查，指出了現存的各種問題，包括公共文化政策與法規體系不夠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受財政投入不足的制約較大、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地區差距仍然很大、內容建設與設施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多元參與機制欠缺、公民的參與意識和能力不足，以及公共文化機構績效評估體系不健全且公信力不彰等。

　　本項研究正是要在這項公共政策實踐及其擴大、升級、再實踐期間發揮專業的知識貢獻。高丙中表示，課題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去解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具體的問題，而是要研究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策略。“本課題要解決的總體問題是：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作為一種國家公共制度是什么性質的實體，如何依據自己的性質定位而優化組織和可持續、有效地運行，以期達成特定的國家戰略目標并實現社會利益和居民福祉？通俗來講，就是這個小小中心深含著什么大使命，如何組織、運行才能夠完成這些大使命？”他說。

　　公共文化服務與社區治理相結合

　　本課題的基本研究對象是國內10個從2014年開始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試點，再根據比較研究的需要，參考國內外的其他案例。“我們首先要建立一份歷年來各個部門和各項重大工程在基層社區基于公共投入積淀的基礎設施清單，弄清楚基層的基礎設施存量狀況，并對其進行評估。其次，要完成一份法規、制度清單，弄清楚國家在社區建設、財政保障、稅收減免、公益捐助、文化產業、社團法人等方面形成了哪些法規和制度，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補充。再次，對所涉部門和機構的資源進行整合，形成新的組織，建成法人組織應該成為基本的發展方向；最后，在運行過程中的內部治理方面應該建立理事會，通過理事會開展內部治理，外部治理要吸引政府、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公民個人參與，形成多主體共治局面。”高丙中告訴記者，從研究內容來看，包括下述緊密聯系的5個方面，也就構成了課題研究的5個子課題：“現代國家社區文化服務中心體制與機制的國際案例比較研究”“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創新案例報告”“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制度建設研究”“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內容建設研究”“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組織與運行研究”。

　　高丙中表示，在最基層的社區建設文化服務中心，強調其“綜合性”，就是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具有基于文化，以文化為主且全方位涉及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特征。課題研究的具體思路正是圍繞基層文化服務中心“綜合性”的認識和落實展開的，研究內容包括明確需要綜合什么（硬件設施的綜合和服務內容的綜合）、何以能夠綜合、如何綜合、綜合之后如何可持續運行的問題，思考方向是把公共文化服務與社區治理相結合。

　　“我們不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視為內斂的、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不是建成之后才開放，而是在建設的過程中就是開放的，開放給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高丙中說，不應該在公共文化領域劃分出兩種人，一種是主體，即服務的提供者；一種是對象，是服務的接受者。扎根在基層社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必須從頭到尾都是向社會開放的，居民不應是建成之后才出現的服務對象，應該是建設過程的參與者，也應該是建成之后的服務過程的主體。“一方面，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采用多元主體的治理方式運作；另一方面，公共文化在地方的服務過程本身也是地方社區治理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他說，項目需要研究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與現代國家體制的關系，不僅是文化系統的內部事務，而是牽涉到宣傳部門（黨員教育）、民政部門（社區管理）、教育部門（撤鄉并校后留下的校舍）、司法部門（普法宣傳）、衛生與計生部門（醫療與健康）等眾多黨政部門、機構的事務。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一方面要借助這些部門歷年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基層的存量而成立，另一方面，它的成立、建設與運轉又需要克服這些部分的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所形成的體制限制。

　　將非遺工作納入社區公共文化服務

　　高丙中說，在這種外部體制約束下，還需要確認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應該提供什么內容的服務。“我們對于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思考，在內容結構上有一個建議，就是把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式納入到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他說，10多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全國鋪開，得到國內外的廣泛贊譽。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非遺保護作為公共文化的兩大序列，可以自成體系、各自存在，但是要它們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當前，許多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試點地區把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結合進來，讓居民既來學習文化，也來分享自己的文化。但是受理論認識或部門分工的影響，非遺并沒有被視為公共文化。這兩個序列應該在基層社區更好地結合、共存。為此，在研究中將堅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與公共文化服務結合為一體，彰顯“公共文化”概念的意義。

　　將公共文化服務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在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結合，由此形成全國性的社會生活常態，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中國自近代以來形成了一個文化分裂的格局，一方面是政府和專業隊伍的意識形態、科學技術、西式文學藝術，另一方面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傳承，按照中國非遺的分類就是10個類別的民族民間文化。這是我國從傳統社會發展成為現代國家的過渡階段，但也是一個應該盡早結束的狀態。”他認為，當下正是官方推動傳播的文化往下走，民間的文化往上走，在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交匯、并存、共生，從而完成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轉型，結束文化分裂格局的最好時期。

　　“以文化為載體的基層公共服務中心是現代國家廣泛采用的公共制度，我國近年來把它納入基本建設的組成部分，確實有內生的依據，但是不可否認，這一實踐借鑒了國際經驗。”高丙中表示，我國的社區實踐仍然有繼續借鑒他國經驗的需要，而迄今我國知識界尚沒有提供具有豐富細節的國外具體社區的運作案例，更沒有以此為據的國際比較。因而本課題的內容還包括國際案例的比較研究。“國外的案例研究要有指向性，也就是要回應國內的試點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的組織與運行研究、內容建設研究、體制問題研究，都要來自國內的試點，也要幫助解決在試點中發現的實踐問題。國內的試驗僅兩年左右，但是已經有一系列的經驗材料被整理出來，成就十分可貴。但是毋庸諱言，這些知識產品還只是初步的概括，至于它們與所處的體制的關系、與社區的人口和社會文化歷史的關系、運行的真實過程與機制、所涉及的眾多利益相關方，并沒有一個整體性的描述與分析，而這恰恰是我們的課題要做的最基礎的研究。”

　　實踐與學術并重

　　高丙中表示，除了為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提供理論與實踐支持，助力打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最后一公里”外，通過調查獲得的大量資料也意義重大。“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從專項的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館等建設到完整的體系建設，再到新起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建設，成績卓著，積累豐富。但是真實、完整地記錄這一場持續幾十年、伴隨時代轉型的文化體制改革案例的學術成果十分罕見。我們的團隊大多是案例研究的專家，能夠提供高水平的調查報告，以新型的知識生產方式提供高標準的案例成果，為學界進一步的分析、討論提供依據。”他說。

　　此外，課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為社會治理、社區治理提供了政策性和學術性貢獻。“現行的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試點是我國30多年行政體制改革和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在基層社區交匯的產物，既是個人服務的內容、對象，也是社區治理的手段。因此，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的建設與運轉不僅是文化領域的事務，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利用文化開展的社區治理機制。因此，本課題的調查研究對于社會學、公共管理的學科建設也具有開拓價值，這兩個學科在公共文化及其服務體系建設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另一個方面，公共文化服務是多學科的研究對象，社會科學的規范方法、經驗研究、民族志方法、統計分析方法，都是必要的。我們的參與對于增強公共文化服務研究的多學科性具有重要價值。”高丙中說。

　　開題會議上，相關學者還介紹了他們在貴州省黎平縣、重慶市沙坪壩區等地調研的預研究成果，許多專家針對預研究階段的經驗、教訓對課題未來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議。專家認為，公共文化并非簡單的概念，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例如，宗教活動能否納入公共文化服務考察、公共服務與公共文化服務的關系、人口流動與社區邊界問題、公共文化的劃分、國內外比較研究的維度、田野調查的要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