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我們這個時代，呼喚中國文藝精品“走出去” 。優秀的文藝作品或者說文藝精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把它們推向世界舞臺，借助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中國作品，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知中華文化的魅力，深化對當下中國社會的認識，增進對中華民族的了解，這是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的具體體現和內在的要求，也是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塑造國家形象的具體策略和客觀需要。

　　2012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在頒獎典禮上說： “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他說得很有道理。因為在他的背后，更深層次的是，有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和日益為世人所了解和接受的中國文化。如果沒有中國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如果沒有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走強，西方讀者便不會對中國文化乃至漢語本身產生強烈的興趣，也不會有當前由國外出版社贊助，葛浩文、陳安娜等西方漢學家、翻譯家掀起的中國文學作品外譯的新熱潮。總之，國家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和國人自信心逐漸增強的客觀現實，需要我們敞開胸襟、放眼全球，需要我們借助對外翻譯和國際傳播運營的策略，積極推動中國文藝走出去。

　　但與此同時，中國文藝走出去又面臨著嚴峻挑戰。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意識形態的較量，話語權的爭奪，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舞臺上聲音不是太響、市場競爭力偏弱等客觀現實，迫切需要我們具有世界眼光，順應時代潮流，重視當代優秀文藝作品的對外翻譯和傳播，加強與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

　　海外傳播，翻譯怎可滯后?

　　就中國文學來講，沒有翻譯，世界文學的版圖就難以完善。回顧這幾年在當代文學方面幾件引起新聞轟動的海外獲獎事件：一是前面所提到的， 2012年12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實現中國本土作家諾貝爾文學獎“零的突破” 。二是2015年8月劉慈欣“三部曲”科幻小說《三體》的第一部(英文版)獲得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三是2016年4月在第53屆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上，曹文軒也作為中國第一人獲得了“國際安徒生獎” 。“國際安徒生獎”有“小諾貝爾獎”之稱，曹文軒的獲獎同樣極大地激起了國人的民族情感。

　　這幾位作家的獲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作品的翻譯和國外漢學家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上世紀90年代，瑞典文學院就扶持漢學家，將中國當代新銳作家的作品翻譯成瑞典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與葛浩文、陳安娜等一批善于“拳打腳踢”的外籍翻譯家的努力息息相關。瑞典的陳安娜翻譯過莫言的《紅高粱》 、余華的《活著》 、蘇童的《妻妾成群》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20余部小說作品。美國的葛浩文則翻譯了包括莫言在內的30余位中文作家的60余部作品。借助葛浩文的翻譯，姜戎的《狼圖騰》 、蘇童的《河岸》 、畢飛宇的《玉米》等先后獲得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雖然海外獲獎并非衡量文學水平的唯一標尺，把作品在海外獲獎作為最高的追求更不可取，但是，海外獲獎對于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推動力。據了解，獲諾貝爾文學獎前莫言的作品主要傳播范圍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和地區，獲獎后其作品在中東歐一些小語種國家和地區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

　　中國并不缺少具有國際水準的文學家、藝術家，中國的文學也不缺乏與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相媲美的作品文本，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卻如此艱難，其原因不能簡單地全部歸之于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以及西方的偏見，我認為，關鍵因素之一是在于作品對外翻譯的稀缺。專業翻譯人員嚴重緊缺，資深的翻譯家尤為匱乏，中國作家和作品在海外鮮為人知，很多作家的作品因未被翻譯而難以走向世界。作家劉慈欣針對《三體》的獲獎，多次重復說起這么一句話：這個獎是我和翻譯劉宇昆兩個人共同獲得的。這說明，“翻譯”在《三體》走向國際文壇領獎臺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重要。曹文軒的作品為什么會獲獎?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社長李學謙說：“如果作家的作品沒有翻譯到國外去，讀者很少，則獲獎的可能性和機會就小很多。 ”據他透露，累計下來，國內各出版社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獲得的曹文軒作品的翻譯資金共計430多萬元。獲得資助之后，各社就有實力去請最好的翻譯來翻譯曹文軒的作品。現在，曹文軒的作品實現了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韓文、希伯來語等14種語言文字的出版，版權輸出到50多個國家。這應是曹文軒作品獲獎的一個重要基礎和外在因素。

　　可以這么說，做好當代文藝精品的外文翻譯，準確、客觀、自信地向異域介紹、推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作品，充分地、恰到好處地傳遞中國聲音、表達中國精神，是當代中國文藝走向國際文化舞臺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

　　落地生根，才是真正的走出去

　　那么，什么是翻譯?如何看待翻譯?

　　一種經常聽到的說法是，翻譯就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以為只要懂外語就可以了，這樣，就把對外翻譯的問題簡單化了。這是因為：從文化的視角來看，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言語交際活動，它是在源發語言文化語境和目的語言文化語境之間進行的“編碼—解碼”的過程。把作品從一個文化系統翻譯到另一個文化系統，并不是一種中立的、單純的、透明的活動，而是一種帶有強烈使命感的侵越行為。

　　文化之間有融合，有差異，也有沖突，能夠體現出不同思想、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激烈交鋒，也能夠讓我們發現狹隘的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的偏見，以及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有色眼鏡。因此，對外翻譯中，譯文與原文之間出現的差異，是在所難免的，完全“等值”只是一種理想，語言本身的文化底色無法輕易地被抹去。尤其是多義性、模糊性、復雜性聚集在一起的文學作品、藝術文本的翻譯，更是難以把握。

　　還有一種經常聽到的說法是，現在我們國家強大了，文學藝術的優秀作品數不勝數，同時，我們也培養出許多高水平的外語專家，完全有能力把優秀作品翻譯出來，進而推出去。這種看法，只是一廂情愿。雖然我們有能力把中國文學和藝術作品文本翻譯成為外文，但是，還應考慮到，翻譯成外文之后，這些作品如何傳播，如何能夠被接受，如何在異國他鄉落地生根，產生潛移默化的作品力量，產生軟實力。這才是關鍵問題。

　　音樂、舞蹈、繪畫、雜技、電影、電視劇，直接訴諸受眾，障礙還不算大;一旦涉及到語言轉換的文字層面，情況就不那么簡單。據統計，在美國的文學市場上，翻譯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 %左右，而在這3 %的份額中，中國當代文學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熱衷于學習和引進世界經驗的德國人要比美國人更看重翻譯作品，如今德國圖書市場上的文學類作品，每兩本書中就可能有一本是翻譯作品。但即便如此，中國當代文學仍然只占德國文學市場中的極小份額。由此可見，文藝作品的翻譯不僅需要實施，更需要讀者，更需要落地。雖然我們的翻譯不能一味迎合、遷就接受方的或政治的或審美的期待視野，但也要充分考慮、尊重接受方的文化、藝術乃至地緣政治語境，并及時調整自己的選材、翻譯策略，以及營銷手段、傳播渠道等等。

　　做好對外翻譯的對策思考

　　推動當代文藝精品走出去，關于翻譯的策略，我有四點看法。

　　首先，要翻譯什么?選擇哪些精品?打算“開門走出去” ，先得知道“家里有什么” ，即什么屬于文藝的精華，什么是有特色、高品位的傳世之作。翻譯優秀文藝作品，要牢固樹立精品意識，推選出代表國家藝術水準、體現中國特色的藝術作品，能夠出得去、立得住、傳得開。不僅選擇那些富有鮮明中華民族特色的、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普遍意義、典型意義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品，或者說中華典籍，而且，還要注重選擇那些能夠反映當代中國生活、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的優秀當代文藝作品，真實地向世界展現中國人的生活、風采。

　　其次，要有規劃，形成項目、形成規模。要了解當今國際文化交流的特點和需求，正確認識翻譯，做好中國當代文藝精品走出去的專題研究和戰略謀劃。比如，設置相關翻譯基金、翻譯獎項、翻譯工程、戰略課題，規劃好實施的步驟。又如，緊扣“中國夢”的主題選擇資助項目，在“中華典籍外譯項目” “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之外，還需增加“中國當代文藝精品外譯項目” ，有系統、成規模地推出一批當代文藝精品對外翻譯成果。

　　第三，要委托經驗豐富的高水平翻譯團隊，讓更多的優秀文藝成果走向世界。高水平的翻譯人才需要具備精雕細琢的“工匠精神” ，擁有獨具一格的“慧眼” ，需要學貫中西，熟悉中國文化和目的地的語言、文化。翻譯當代文藝精品，僅依賴于國內翻譯家群體自身的努力遠遠不夠，還需“借船出海” ，多與國外出版機構或翻譯家進行合作翻譯。

　　第四，要形成與國際接軌的出版發行、傳播運營團隊，集中推出當代中國優秀的文藝作品。不同體制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傳播途徑，既然是面對國外，就需要清楚國外出版、傳播體制的規則、方式，融入對方社會，習慣他們的運作流程。如果只著眼于“以我為主”式的推廣，而進入不了他們的市場經紀人、代理機構、出版傳播系統等機制中，則可能事倍功半。所以，在選題策劃、翻譯編輯、樣式設計、出版發行、宣傳推廣等各個環節，加強與外方的合作，各自發揮優勢，集中力量，讓中華優秀文化成果在世界多樣文明中得以共享。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當代文藝精品的翻譯，特別是嚴肅文藝作品的對外翻譯，應該采用越來越趨于“異化”的翻譯策略——就是向中國的作者靠攏，側重漢語語言的表達方式，盡可能原汁原味地傳達作品內容、價值理念。從理論上講，這符合我們蒸蒸日上的國情和民族文化自信的現實，對于抵制文化帝國主義、挑戰西方中心主義，具有一定的意義。當然，堅持“異化”的翻譯并不排斥“歸化” ，也就是采取目的地讀者所習慣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因為我們必須考慮翻譯文本在國外的接受問題、落地問題。

　　總之，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大勢所趨。我們無法想象不通過翻譯及傳播就能讓外國人充分了解中國文化、中國文藝作品文本的事情。我們也無法避免遭遇國外政治、文化、社會接受心態或認知層面的種種障礙，再加之翻譯活動復雜性背后所隱含或凸顯的文化差異，諸如沖突、抵制、歪曲、扼殺等等現象，這些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都有可能出現。所以，我們要擺正心態，積極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