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市的品位和底氣、專利替代畢業論文、中等收入標準、統計分析的數據、檢察官法修改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趙培杰：文化是城市的品位和底氣】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趙培杰指出，文化是一個城市的軟實力，是其核心競爭力所在。一個懂得尊重文化的城市，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的現代城市，而一個有文化的城市，才稱得上有自己的靈魂。如果沒有文化的基礎性作用，沒有文化實力的發展壯大，一個城市是難以生長和發展的。對于一個城市來說，文化不僅是其品位的標記和靈魂的載體，而且是其內在潛力和發展動力的根基和源泉。城市作為人類最偉大的創造，它所擁有的各具特色的文化，不僅見證著一個城市千百年的發展歷程，而且鐫刻著人類共同的歷史記憶；不僅屬于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而且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財富。文化是一個城市的品位和底氣，也是一個城市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所在。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沒有自己的個性和品位，無異于文化的荒漠和沒有靈魂的軀殼，是沒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也是沒有活力、沒有未來的。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王壽斌：避免讓學生買專利成為“產業鏈”】浙江永嘉學院教授、副院長王壽斌認為，以專利替代畢業論文是實踐層面的創新探索，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培養其工匠精神，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不僅需要針對新問題的務實研究，也需要展開有效的過程監控，必須以嚴苛的制度來杜絕少數學生走“買專利、虛掛名”的投機行徑，避免讓學生買專利成為“產業鏈”。同時也要看到，允許以專利替代畢業論文，并不代表廢除論文制度，而是倡導針對不同專業區別對待。理工科專業的學生更適合研發專利發明，而文科類學生則完全可以用項目運行、活動推廣、重大課題研究等替代論文，其異曲同工之處在于鼓勵學生在具體的項目實施中培養實踐經驗和職業素養。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李春玲：中等收入標準需要精準界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春玲指出，目前國內學界對于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界定，還未形成明確說法，中等收入者的具體劃分方法也存在許多爭論。目前國際上流行的中等收入群體劃分方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絕對標準模式，另一種是相對標準模式。這兩種測量模式，主要目的不同，適用范圍也不同。絕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成長型社會——人們的收入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達到較好生活水平；相對標準模式更適合改進型社會——多數人已到達較好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會。
我國在3年前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正在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既要使越來越多的人脫貧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絕對標準模式和相對標準模式的中等收入群體測量都是有意義的。但是，在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之下，中等收入群體并不是同一群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政策目標的重點，應該放在哪個群體，或者如何使兩者達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
摘編自《人民日報》
【蘇治、位雪麗：“互聯網+”拓寬了統計分析的數據廣度及深度】中央財經大學統計與數學學院蘇治、位雪麗指出，國家現有統計制度主要通過分層、多階段、概率比例抽樣的方法獲取調查樣本，各有關部門以聯網直報方式向國家統計局獨立自行報送相關數據，通過進一步整合得到頻率和指標較為固定的結構化數據。伴隨著社會媒體、移動終端和傳感設備等新工具的普及應用，包括文檔、圖片、音頻、視頻等在內的非結構化數據大量涌現，進一步拓寬了統計分析的數據廣度及深度。具體來說，日益豐富的海量數據呈現如下特征：第一，由低頻數據轉向高頻數據。第二，由低緯數據轉向高緯數據。第三，數據的可追蹤性增強。第四，由結構化數據轉向非結構化數據。第五，數據由高價值密度轉向低價值密度。
摘編自《光明日報》
【張云霄、胡偉東：檢察官法修改應堅持本土構造與借鑒移植相結合】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張云霄、河南省靈寶市人民檢察院胡偉東認為，檢察官法修改過程中，應當堅持本土構造與借鑒移植相結合。檢察官法修改首先應以我國憲法對檢察機關的基本定位為邏輯起點，注重結合我國具體司法實踐，科學把握我國司法規律和檢察工作規律，準確反映我國檢察工作的實際需求，從而對檢察官法作出科學合理的優化和補充，這是檢察官法修改的基礎所在。
世界法律發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法律修改不能故步自封，而應注重運用開放性思維，充分借鑒人類法治文明建設的共同成果，實現“融會貫通”。為此，檢察官法修改還應當注重學習和借鑒域外國家的相關成功經驗。
摘編自《檢察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