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翟振武 陳佳鞠 李龍

　　房產在中國人當前的財富構成里舉足輕重，特別是城鎮地區，房產甚至可以占到現今家庭財富的八成。正在步入老年以及即將步入老年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幾乎都已經是“有房一族”，這是他們從中國改革發展的進程中直接獲取的“紅利”(主要是指城鎮地區)，明顯區別于其他的人口隊列。有賴于此，未來的二十余年間，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生存發展能夠立足在相對更為充裕的財富基礎之上，養老方式可以贏得創新的動力和轉型的契機。

　　相比于存款、股票等類型的財富，房產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中差別最為突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擁有房產的比例最高，這很大程度上說明他們整體的財富保有量在各個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里最多。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2010年)顯示，從城鎮居民及其配偶持有的名下財產來看，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擁有房產的比例可達85.7%，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相應的則有80%。兩者都顯著高于在其之后出生的人口隊列，而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相應的則為74.4%(與20世紀50年代相差11.3個百分點)，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只有37.9%(尚不及20世紀50年代的一半)。

　　在整個生命周期中，越是逼近于老年階段，理論上財富積累得應當越多。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成為“有房一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惠于中國的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相比之下，在其之后出生的人口隊列則不具備這種財富積累的優勢。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隊列由于是在住房市場化、商品化改革之前就已參加工作較長時間，他們依靠福利分房制度以極低的成本得到房產。當居民住房貨幣化、私有化之后，這些房產出現大幅升值，他們可謂是短時間內坐收豐厚的財富。20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口隊列基本都是在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商品住房價格攀升的背景下參加工作，目前擁有房產的比例較低，未來財富積累的難度也較大。總的來說，未來二十余年間的新一代老年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促成財富積累，相對輕松許多。因此，盡管他們規模龐大，但是房產帶來了可觀的財富積累，可使他們得到較為充分的養老資金支持。

　　新一代的老年人在中國改革發展的進程中積累了財富，也就積累了養老資源，這能夠拓寬離退休金(養老金)之外的經濟支持渠道。應當創造條件促成這些財富向養老資源的有效轉化，從而為“以房養老”等“資產養老”方式開辟道路。尤其是對于那些目前生活在特大城市市區的人群，其中也不乏低收入的貧困者卻擁有房產，如果單就離退休金(養老金)這一類的收入而言，他們的養老問題極為突出，但倘若能將房產置換出養老資金，他們的處境將有極大改觀。通過鼓勵和引導新一代的老年人退休之后遷離市區原來居住的地方，前往環境更加優美、但房價相對偏低的郊區地帶定居，不僅可以為老年健康生活營造更加適宜的環境，而且也可以利用房價差為老年優質生活謀取更為切實的福利。這在國外早已屢見不鮮，例如美國老年人口從東北部向“陽光地帶”的遷移。

　　當然，推動“資產養老”的實現還離不開養老宜居社區建設以及醫療衛生服務供給、文化娛樂設施配套等相關舉措，讓“資產養老”不止看起來、聽起來“很美”，真正做起來也“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