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敬元勛

　　自1917年2月《新青年》雜志發表胡適《兩只蝴蝶》一詩算起，新詩迄今整整走過了百年路程。新詩的成就與不足，文學史家多有評述。百年來，新詩詩壇先后也曾涌現過一些頗有建樹的詩人，并創作了眾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作出了載諸文學史冊的貢獻。

　　在客觀論定新詩成就的同時，也不應諱言它的先天不足與后天失調。眾所周知，新詩的首創者們幾乎都有海外生活的經歷，他們在創作新詩時自覺不自覺地因襲了外國詩人的創作風格，與當時的譯詩走的是一條路子，在行文和結構上并無獨創。詩歌評論家謝冕說過：“新詩起始是‘以夷為師’，極而言之，是‘用中文寫外國詩’。”作家施蟄存曾尖銳指出：“新詩源自西洋，與我國傳統無關。”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新詩的首創者也為其創作路子感到困惑：究竟如何讓新詩創作具有民族風格、中國氣派呢？寫出轟動一時的新詩《女神》的郭沫若生前也曾嘆言：“新詩太散文化了。”

　　正是有鑒于此，一些作家和對詩歌深有研究者對新詩創作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構想。如魯迅先生曾提議：“詩須有形式，要易記，易懂，易唱，動聽，但格式不要太嚴。要有韻，但不必依舊詩韻，只要順口就好。”毛澤東同志則十分看重民歌，他認為：“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這些卓有見地的設想，現在看來與當今新詩創作是漸行漸遠了。放眼今日白話詩壇，作者幾乎都在效仿外國詩歌進行創作。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趨繁盛，外國詩人的作品（譯詩）大量涌入，對年輕一代詩歌作者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難怪“農民詩人”余秀華一夜爆紅之后，立馬就有人盛贊她是“中國的艾麗斯·狄金森”！

　　從事詩歌創作者想必都知道，詩歌比起其他文學體裁來，同母語關聯更為緊密，西詩漢譯難度甚大，加之譯者漢語水平參差不齊，譯詩與原作往往面貌各異，甚而至于神離。有人曾舉出英國詩人蘭德的一首小詩《生與死》為例，該詩至少有八個中文譯本，其韻律、句式、意蘊皆大相徑庭。孫梁譯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歸天”；劉元的譯文是“吾已暖雙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歸亦安”；楊絳則譯為“我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以上譯文雖內涵相近，而面目迥異。新詩倘若一味奉行譯詩為范本，那很可能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的。

　　而今相當數量的新詩作品中，不講漢語語法，不講形式邏輯，不講音韻動聽，讓人讀來云里霧里，不知所云。“隨便一句話，劈成幾行，或撇幾道斜杠，一首‘自由詩’就出鍋了。”（朱績崧《生活向詩多走近幾步》）另有一篇題為《只有白話沒有詩是當代詩之悲哀》的文章（作者費碟），揭示“當下有許多‘詩人’卻在所謂歐化自由化的創作中，漸漸地偏離了詩的藝術特性，將現代詩歌變成了只有白話沒有詩性、只有自由沒有詩藝、只有模仿沒有根基。”

　　然而，不無遺憾地看到，當今有些詩人卻孤芳自賞，對讀者的呼聲充耳不聞，甚至反唇相駁，說詩歌原本就是“小眾藝術”，并不期求大眾去廣泛傳誦的。有的詩人闡述所謂“詩的本質”，認為“越是個人的，越是私密化的東西，就可能越是詩”，實則宣稱詩歌是象牙塔里的“珍奇”，與草民大眾無涉，這豈不是自外于社會生活，自外于讀者群眾嗎？彝族詩人古狄馬加說得好： “ 一個置身于時代并敢于搏擊生活激流的詩人，不能不關注人類的命運和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詩人個體聲音的背后，我們應該聽到的是群體和聲的回響。”我國古代大詩人白居易尚且“唯歌生民病”、情系百姓心，并且力求詩作樸實平易、老嫗能解，難道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反而要讓詩歌仳離現實，背離大眾么！

　　近些年來，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就是人們對古典詩詞的興趣勃興，一些地方還自發成立了詩社，集創作和研討于一體。電視臺近期紛紛舉辦詩詞競答節目，吸引了眾多年輕學子參與其間。行筆至此，不禁聯想起一件舊聞：提出新詩“三美”（建筑美、繪畫美、音樂美）主張的聞一多曾一度對新詩的創作路子進行過探索，終因普及難度大而中輟，無奈之下寫出了這樣的詩句：“唐賢讀破三千卷，勒馬回韁作舊詩。”實際上，這也并非個例，一些老一輩作家，乃至后起的詩人中也都有“勒馬回韁作舊詩”的。正如詩人胡曉軍所說：“前鐘新詩，后為舊詩，當今詩人許多如此。”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得出結論：新詩沒有前途。新詩歐化，也是一種前途。倘若能改弦易轍，沿著先賢指出的路徑走下去，可以肯定，新詩還是會為廣大讀者所喜聞樂見和廣泛傳誦的。

　　瞻望詩壇未來，或許是新詩和舊體詩詞（涵格律不嚴、仍有音韻的詩詞）共存并進的時代。近期，有位詩人提出“新復古現代詩”的概念，對新詩革新的嘗試是理應予以鼓勵的。筆者有些趨向保守，對新詩革新不甚樂觀。新詩很可能還是會沿著歐化的路子向前走，甚至連當代一些已逝著名詩人（如公劉、郭小川、聞捷等人）的創作風格，也不太會有人承繼其衣缽了。這也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吧！（敬元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