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全面深化改革、城鎮化、科技創新、全球化、養老保險、歷史研究、城市發展與人口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長江：深化改革要克服體制糾結】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我們現在改革遇到的問題都是由體制自身的糾結所帶來的。體制自身的糾結表現為,它會同時產生多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激勵,問題在這種糾結的體制下無法得到根本和徹底的解決,而只會越積越多,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和突出。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體制自身的糾結?看起來好像是因為權力集中了、垂直了,才產生了這些問題。但如果從全局的角度去思考,我們就會發現,權力實際上并不是集中到了中央,而是集中到了部門。改革進行了這么長時間,取得了這么大成就,為什么還受到很多質疑和詬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改革路徑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就是部門集中了過多的權力,“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部門成了既得利益者。這里面的關鍵是部門不需要對全局負責,而只負責自己的一塊,他有自己的利益,如果由部門來實施改革的話,改革很容易就會發生變形。
因此，改革必須通盤考慮,必須從更高和整體的角度進行設計,這是深層次改革的特點和要求,同時也是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改革不是要在現有體制和框架之中找平衡,而應該超越現有體制格局。從這一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摘編自《大眾日報》詳細》》
【賈康：當前改革的新特征是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
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中國各地稍作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長后的新起點上，經濟增長發展的勢頭和市場成長的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中小城鎮，還是不少農村地區，建設場景給人印象深刻。
但來自資源、環境以及其它矛盾的制約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打擊大半個中國，某些地方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不斷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演變為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表現出一些經濟體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經歷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等特征。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吳敬璉：新型城鎮化不可戀“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舊型城鎮化有什么特點呢？第一，土地的城市化優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建成區的面積增長比城市人口的增長要高了好幾倍。另一個特點是“攤大餅”式發展，各地爭相建設超大規模的城市，城市專業化程度很低，同構化很嚴重，把金融業、服務業、制造業還有政府都放在里面。第三個特點是建成的城市運作效率低。北京是一個典型，每個人的生活半徑都很長。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問題？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主導了城鎮化進程，把造城當成提高政績的重要手段。二是土地產權制度。三是中國政府的行政級別是層級化的。市場活動中，城市和城市之間理應是平等的。但是我們有省級城市、副省級城市、地級城市、縣級城市和鄉鎮,越是上級的城市，它支配資源的能力越大。
現在建設新型城鎮化應該怎么辦？一是改變各級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動城鎮化的辦法，通過市場運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規則提高城鎮化效率。二是像《決定》所說的，建立跨城鄉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使資源流向效率和回報最高的地方。三是要改革行政層級制度，重新界定市場的職責，重新組織城市財政。
摘編自《國際金融報》詳細》》
【李伯重：清朝沒有閉關自守，比當時多數國家更開放】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伯重：不斷改進對歷史的認識，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如果歷史學家一代一代延續前人的說法，那就沒有必要有歷史學家了。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為社會大眾提供新的見解和看法，這就需要不斷挑戰過去。這不是故意去挑戰，而是我們根據新的材料，運用新的方法，應對新的社會需求和社會心理，而提供的對歷史的新看法。
例如清朝是否閉關自守，過去教科書都這樣說。但是如果我們認真看史料，并對比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那么我們將會看到，清代中國不僅沒有閉關自守，而且相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說是相當開放，也因此導致19世紀中期以前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中心地位。這是貢德?弗蘭克（AndreGunder Frank）在《白銀資本》一書中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19世紀初期以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16-18世紀流入中國的白銀占世界產量的一半，而白銀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硬通貨，就是因為中國使用白銀，西方國家要用白銀來與中國做生意，因此為白銀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所以，中國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大家都來和中國做生意，中國產品出口到國外都是出超——如果在閉關自守的構架下這種情況是無法解釋的。此外，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也不可能實現閉關自守，正如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說：“從1600年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和其他國家交織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國家一道去搜尋稀有資源，交換貨物，擴大知識。”
所謂清朝“閉關自守”，是到了19世紀，西方建立了西方主導的完善的國際貿易制度和貿易手段后，中國未能適應這種新貿易體系，因此才顯得是閉關自守了。
摘編自《文匯報》詳細》》
【張曉強：把科技創新擺在核心位置】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曉強：從全球范圍看，創新驅動是大勢所趨，即將出現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歷史性的交匯，為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難得的重大機遇。新一代信息技術包括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在高速發展，風能和太陽能的利用日益廣泛，生物技術、新材料對農業、工業、醫療健康的影響日益顯現，高端裝備制造不斷取得重要進展。在此形勢下，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經濟體大國都在積極作為。對中國而言，抓住了這樣的機會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從國內看，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我們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發展中的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仍然突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
2012年我國消費了世界50%的鋼、水泥、煤炭，石油進口依存度達57%，銅進口依存度達到70%，而大量消費能源資源所造成的大氣、水、土地污染問題日益突出。近年以來多次出現的嚴重霧霾天氣引起了全社會的高度重視，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充分發揮科技進步和創新的作用，才能夠保證我們有效地實現持續健康發展。
摘編自《經濟日報》詳細》》
【楊燕綏：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須攻克兩大挑戰】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同時，應當注意到有兩大挑戰。一是在養老金漲幅運行機制缺位的情況下，如何安排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的調整，以及如何平衡與新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待遇問題；二是在大力發展職業養老金的過程中，如何完善個人賬戶，保護受益人利益的問題。其中個人賬戶需要進行基礎養老金和職業養老金的“二分法”，而保護受益人利益又需要一方面保障其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另一方面保障其養老金跑贏通貨膨脹率和銀行存款利率。也就是說，如何對現有的個人8%養老金繳納進行二元劃分，進行基礎養老金和職業養老金之間的平衡，這是個難點。
摘編自《證券日報》詳細》》
【李強：要調整單純控制人口的思路】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目前北京市對于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不得力，可以看到兩種極端的做法，要么是粗放的放任不管，要么就是粗暴的運動式拆遷方式。有某一個村莊，原來是放任不管，后來因為“蟻族”問題，引起上層關注，于是采取大規模拆遷改造的方式。外來流動人口是弱勢群體，拆遷并不能解決他們的生存居住問題，他們無非是再換一個地方去住。你把一個流動人口聚集區消滅了，周邊好幾個聚集區又興起了。因為他們只能承擔的起這樣的租金，人為地去干預他們，又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肯定會積累矛盾。
群租也是同樣道理，即使把城區里的群租都消滅了，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大量涌入的人口還是會找到他們新的生存地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能使他們的生存條件更為惡化了。因為他們之前所生活的地方可能還相對比較便利，把他們打散以后，他們可能就不得不跑到城鄉結合部去了，而這些地方管理又失控。你以為解決群租問題是一個正向的目標，但最后的結果不一定真能實現，反而還可能造成更多地方私搭亂建，甚至連安全都更沒有保障。
摘編自《北京晚報》詳細》》
【朱鐵城：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與社會】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朱鐵城博士：全球化是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市場的萬物商品化邏輯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并已造成全球規模的生態危機、頻發的金融危機和各國的社會危機。鑒于19 世紀后期至20 世紀初期國際經濟一體化最終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重申波拉尼的經濟社會學思想對當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唯有將全球化的市場邏輯重新“嵌入”社會整體的組織原則之中，才有可能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為此，必須“找回國家”，重建國內社會并在國際體系以及區域層面加強國家間公正的和開放性的合作以建立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對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尋求“崛起”的中國來說，外部區域合作以及內部制度型福利國家建設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向應當成為未來發展模式的理性選擇。
摘編自《國際關系研究》詳細》》
（光明網記者宋雅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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