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霧霾治理、風險社會、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上海制造”、后發國家的追趕周期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張孝德：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霧霾治理之路】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孝德撰文指出，在世界環境和能源的支撐力已經出現負數的世界背景下，中國無法重復西方式污染轉移的外生治理之路。霧霾問題背后暴露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的工業化之路已經行不通。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
中國需要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根源、系統、內生的治理之路。從短期與長期結合治理看，中國應當走外部防范與內生治理相結合的中國治理之道。要構建這樣的生態文明模式需要進行五個方面的變革和轉型：一是在戰略目標定位上，我們必須調整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參照系。從追趕西方式工業文明的現代化，轉向以生態文明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目標上來。要實現這個目標定位的轉型，意味著當代中國必須從追求無限經濟增長的世界競爭中淡出，走中國自己的路。二是在中國發展模式上，我們必須從GDP主義主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國民福利最大化的新發展模式上來。三是要使這樣一種新發展模式落地，必須啟動以低碳、健康、幸福為目標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四是要充分發揮中國的新后發優勢，利用新能源為中國的內生生態文明建設服務。五是充分利用現代新能源、信息技術，走中國特色的低能耗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發展之路。
（摘編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詳細》》
【竹立家：中國進入風險社會的四大標志】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撰文指出，關注中國現實，就是要關注中國進入風險社會這一基本現實。未5到10年，乃至30年的改革，我們必須面對風險社會這個現實。中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我個人認為表現為“四大標志”，這也是我們中國現在改革之所以難以全面深化的重要因素。
第一個標志，就是政府作為社會治理的中心，其威信和公信力在不斷下降。一些政府機構或部門的工作人員胡作為、亂作為的現象及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甚至一些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與老百姓的愿望漸行漸遠。第二個標志，就是現在中國的公共機構出現了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不是個別人，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把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這種現象相當嚴重。第三個標志，就是我們現在學術界出現了“理論的不在狀態和現實的不在場”現象。主要表現是理論不是關注現實，而是環顧左右而言它，或自說自話自言自語，或大話空話假話連篇，對現實的改進毫無補益。
（摘編自《中國民商》）詳細》》
【蒯大申：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涵】
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蒯大申撰文指出，現代社會中的所謂公共服務，是指建立在一定社會共識基礎上，由政府主導提供的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求的各類服務。判斷一種服務是否屬于公共服務，關鍵在于其提供主體及其使用的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性質。
“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之“現代”，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第一在基本文化理念層面，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第二、在制度建設層面，首先要建立法治框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各種制度與程序安排，須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下來，確立有關各方共同遵守的規則與行為規范。其次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參與機制，創造條件鼓勵各類主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建立政府和社會、市場之間的適度平衡和良性互動關系，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第三、在現代技術運用層面，要充分利用現代數字網絡技術，推進數字化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建設，如數字公共文化服務平臺、數字網絡化文化信息管理系統、特色資源數據庫等，以有效整合各類文化資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
（摘編自《文匯報》）詳細》》
【李萬：融合創新重振“上海制造”】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萬撰文指出，得信息產業者得天下。上海要充分發揮信息產品和服務市場重鎮的優勢，以互聯網精神改造創新生態環境。
第一、上海要充分發揮信息產品/服務市場重鎮的優勢，以互聯網精神改造創新生態環境，著眼于信息技術本身及對生物醫藥、智能制造、能源新興領域、海洋工程等的滲透影響，實施新一代信息技術聚焦計劃和帶動滲透計劃，以市場育技術、以技術與市場的互動來促產業，造就一批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知名品牌。第二、選育和吸引體現融合創新的領袖型企業，上海應著力凝聚和培育一大批具有技術能力、商業精神、文化品質的企業，并形成若干符合新經濟發展規律的領袖型創新型龍頭企業。第三、形成促進融合創新的人才隊伍。在學科建設中，鼓勵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的交叉融合，優化學科設置，培養文理工管兼通的跨界人才。第四、發展支撐融合創新的新型研發組織。新型研發組織不僅體制機制新，而且其服務模式也往往具有獨到之處，是促進制造業業態創新的重要支撐。第五、政府職能轉變也要滿足融合創新的需求，上海要變按領域條線過度分割為基于交叉融合之上的統籌協同，變僅注重產品、工藝的技術創新為更加注重技術創新與商業服務模式創新、文化內容及樣式創新的創新鏈和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統籌協同。最后，要以“領先市場”的理念，在全社會倡導率先應用融合創新結晶——新產品、新服務和新樣式——的寬容與領先風尚。
（摘編自《東方早報》）詳細》》
【劉培林：不同制度決定追趕周期的差異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培林撰文指出，二戰以后后發國家的經濟追趕過程中，表現出了一個與上述類型不同的獨特的周期形態，即追趕周期。
不同制度條件之下，追趕周期會有各種特殊的表現。這是因為后發優勢決定的快速技術進步機制，需要通過制度變革才能由潛力變為現實。由此出發可以理解不同國家在追趕周期上所處的具體位置，或在追趕過程中表現出的豐富的追趕周期形態。有些經濟體，由于沒有基本的制度條件，連起飛都沒有實現，還處在追趕周期的第一階段。而一旦具備適當的制度條件，這些國家也將經歷完整的追趕周期。有些經濟體，由于發展戰略和制度的原因，在追趕過程中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完整、順利地完成追趕周期。不過從長期看，這些國家通過調整制度、發展戰略和政策，仍可能重新回到追趕周期正常軌道。從這點來看，未來我國深化改革可以從兩個相反的角度影響實際增速。首先，矯正各種扭曲會擠出虛高競爭力，導致增速降低；其次，改革將進一步提升配置效率，促進創新，進而推動增長。
（摘編自《經濟日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唐麗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