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習近平在歐洲學院發表演講、農業正確的發展道路、中國改革的“改”與“不改”、包容性改革、善治、中國現代文化和道德文明建設、國際投資規則的調整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發表重要演講：在亞歐大陸架起友誼和合作之橋】
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1日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重要演講，強調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指出為了把中歐關系推向前進，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中歐雙方需要加深相互了解，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座橋梁。
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始終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始終支持一個團結、穩定、繁榮的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中國即將發表第二份對歐盟政策文件，重申中國對歐盟和發展中歐關系的高度重視。去年，中歐共同制定了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在近百個領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雄心的合作目標。雙方應該一道努力，盡早把藍圖變為現實，讓未來10年的中歐關系更加美好。
摘編自《光明日報》
【黃宗智：“小而精”的家庭農場才是中國農業正確的發展道路】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黃宗智撰文指出，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發展“家庭農場”，之后全國討論沸沸揚揚，其中的主流意見特別強調推進家庭農場的規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轉，以為借此可以同時提高勞動和土地生產率。其所用的口號“家庭農場”是來自美國的修辭，背后是對美國農業的想象。這是個不符合世界農業經濟史所展示的農業現代化經濟邏輯的設想，它錯誤地試圖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國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國，錯誤地使用來自機器時代的經濟學于農業，亟需改正。它也是對當今早已由企業型大農場主宰的美國農業經濟實際的誤解。美國農業現代化模式的主導邏輯是節省勞動力，而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已經走出來的“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化”“小而精”模式的關鍵則在節省土地。美國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當前中國農業的實際，更不符合具有厚重傳統的關于真正的小農經濟家庭農場的理論洞見。中國近三十年來已經相當廣泛興起的適度規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農場才是中國農業正確的發展道路。
摘編自《開放時代》
【周新城：中國改革是“改”與“不改”的統一】
中國人民大學周新城指出，中國改革剛剛起步，改革不是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而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的。我們的改革既有“改”的一面，即變化的一面，又有“不改”的一面，即堅持的一面，是“改”與“不改”的統一。鄧小平提出了改革的重要原則，即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我們必須堅持；束縛生產力發展、需要改革的是體制中不完善的方面。這就明確了中國的改革過程中應該“改”什么和“不改”什么。
我們應當以唯物辯證法來分析和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有兩條應該明確：第一，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就不能前進，就會陷入僵化、停滯狀態，社會主義就會在同資本主義的激烈斗爭中打敗仗，這種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的含義。第二，改革必須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穩定的條件下進行，只講改革，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去，這就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社會主義的改革應該兼顧“改”與“不改”兩方面才是全面的。
摘編自《當代中國史研究》
【常修澤：包容性改革的“均衡點”不等于中間點】
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認為，所謂包容性改革，是指在“知常”（掌握規律）的基礎上，海納百川，包容互鑒，推進全方位的體制創新；通過改革，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領域，探索建立新型的符合國情的包容性體制；在改革過程中，超越極端，均衡運作，“在兩個雞蛋上跳舞”，以盡可能小的社會成本，取得具有實質性的改革成果，并將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大均衡改革戰略包括五大 “均衡點”：經濟改革，找準市場化和公正化的均衡點；政治改革，找準“深刻改革”與“自我完善”的均衡點；社會改革，找準多元階層“社會共生”的均衡點；文化改革，找準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點；資源環境制度改革，尋求“天地”與“人”的均衡點。“均衡點”不等于中間點，它是動態均衡的。跟“蹺蹺板”一樣，哪邊失衡要適當地往哪邊移動一下，找準平衡。尤其是，要學會在市場化公正化 “兩個雞蛋上跳舞”，實質就是尋求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從更深層次來說，“在操作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第一，要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第二，要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無論是‘權貴’還是‘民粹’，對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都是不利的。”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俞可平：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是善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撰文指出，國家治理的理想狀態，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傳統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對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個好的政府。善治則是對整個社會的要求，不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還要有好的社會治理。簡單地說，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就是國家與社會處于最佳狀態，是政府與公民對社會政治事務的協同治理。作為政府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進步，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權力主體中，任何其他權力主體均不足以與政府相提并論。政府對人類實現善治仍然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關鍵；欲達到善治，首先必須實現善政。
摘編自《前線》
【郭齊勇：中國現代文化和道德文明建設不能建立在對傳統的“徹底決裂”上】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郭齊勇撰文指出，五四以來，一直到今天，我國思想界流行所謂中國國民性的討論，其中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成分，也有對中國文化與國民性中的陰暗面的深刻自省、檢討，這是有益的。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這里也非常復雜，不排除有西方、日本的一些人以所謂“劣等人種”對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惡意歪曲、貶損。乃至今天的一些年輕人一談起中國的國民性，就只有劣根性而沒有優根性、自根性。有的人把人類各民族都有的某些病態、負面的東西全都算在中國人頭上。我們中華民族與文化在世界上延續了幾千年，當然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即民族精神，有自己的價值系統。這些價值曾經對西方近代啟蒙運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世界上幾個著名的《人權宣言》與《世界倫理宣言》，都借取了孔子、儒家價值觀的“仁愛忠恕之道”。
中國現代文化與道德文明建設，不能建立在沙漠上，不能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資源的“徹底決裂”“斗倒批臭”“信口雌黃”上，這也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思想遺產的繼承。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只有振興優秀傳統文化，調動其積極層面，參與現代世道人心的重建，才真正可以調治國民中不盡如人意的文明教養的缺失。多維厚重的中華人文精神超越了單維度、平面化的西方啟蒙理性與功利主義，對人類的生存發展有著深長久遠的價值，對西方近代文化的缺失有補偏救弊之功。
摘編自《光明日報》
【田豐：國際投資規則的調整要反映各方利益，中國不能被動接受】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田豐執筆）撰文指出，國家間經濟實力的重大變化和原有規則體系內在缺陷的顯露是國際投資規則體系調整的內在原因，其實質是國際事務主導權的轉移與爭奪。如果任由少數國家主導國際投資規則體系調整，結果只能是以新的不公正取代舊的不公正，不僅各方很難取得共識，也會影響全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當今世界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國際投資規則的調整需要考慮不同國家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差異，不僅要在綜合平衡基礎上公平對待和反映各方利益，也要客觀評估考量各國可以承擔的責任，以使各方擁有的權利、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責任相匹配。雖然世界經濟格局調整以及國家間力量消長對我國有利，但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自己獨特的國情和經濟、政治、文化特點，如果被動接受按照西方標準制定的國際投資規則，不僅不利于自身發展，還可能埋下經濟動蕩的隱患。我國應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在最大范圍內爭取支持，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起務實推進國際投資規則調整。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