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鎮化分離問題、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定位、哈耶克主義與中國改革、巡視制度、國企改革、“非法集資”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宋立：勞動力城鎮化與消費者城鎮化分離是真正的“中國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宋立認為，從經濟學意義來看，城鎮化過程主要包括勞動力的城鎮化和消費者的城鎮化兩個方面。勞動力城鎮化與消費者城鎮化分離是真正的“中國問題”。當前我國城鎮化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既不是人口城鎮化落后于勞動力工業化，也不是勞動力城鎮化落后于消費者城鎮化，而是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等制度性障礙對從勞動力城鎮化向消費者城鎮化轉變的阻礙和制約。
戶籍分割、高成本住房制度等是城鎮化“分離”的現實原因。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等構成了城鎮化的制度性門檻，并進一步加大了城鎮生活成本，抬高了消費者城鎮化門檻總水平，是導致人口城鎮化分離與“分步走”特征的不容忽視的重要、甚至更根本的原因。不過，勞動力城鎮化與消費者城鎮化分離及城鎮化的分步走，既是我國城鎮化的“缺點”，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我國城鎮化的“優點”。雖然造成了勞動力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勞動力與家屬的分離，但無疑加速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及農村人口脫貧速度。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鄭楊：從上海自貿區定位看金融改革定位】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長、上海市人民政府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鄭楊撰文指出，從國家戰略的背景看，試驗區的定位是應對國際經濟形勢變化、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試驗區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機制體制創新的高地，要以開放促改革，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體制機制。
從試驗區定位看金融改革的定位有四點：首先，試驗區金融改革要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以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和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穩妥、有序、可控地先行推進。既不能搞成純粹的金融試驗區或“金融飛地”，也不能把試驗區搞成完全投機、尋租、逐利的地方。其次，試驗區金融改革是一個整體系統的概念，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有機結合，要綜合考慮各領域政策措施的有機關聯、互相配套，全面激活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再次，試驗區金融市場、資金流動在與境外打通的同時，不能搞區內區外隔離。堅持“一線放開、二線管好、適度滲透、有效監測”，充分發揮試驗區的腹地優勢與輻射功效。最后，堅守風險底線。完善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門的雙層監管，做好監管方面的配套制度安排，密切防范跨境資金異常流動風險，嚴厲打擊洗錢、恐怖融資、逃稅等行為。
摘編自《新金融評論》
【何自力：不要拿哈耶克忽悠中國改革】
目前，一些人竭力用哈耶克主義影響中國改革。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何自力認為，哈耶克主義并沒有給西方國家帶來長期福音。西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已經宣告了哈耶克主義的破產。
中國道路徹底改變了中國落后的面貌，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其更符合中國國情，更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是哈耶克主義根本不能比擬的。哈耶克主義無助于中國順利實現發展方式和經濟體制的雙重轉型。信奉哈耶克主義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已經深陷衰退，一些發展中經濟體信奉哈耶克主義則導致了經濟失敗、貪腐成風、內亂不止。中國若照某些人的主張用哈耶克主義指導改革，勢必重蹈上述國家之覆轍。現在中國新一輪改革已全面啟動，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謹防哈耶克主義的誤導。
摘編自《環球時報》
【周淑真：巡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同級紀委難以監督同級黨委的體制缺陷】
中國人民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在回答讀者關于巡視制度的問題時認為，長期以來，對各級黨政領導班子，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一直是黨內監督的薄弱環節，“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組織監督太短、紀委監督太晚”，存在“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的問題，監督缺位讓權力如脫韁野馬，與惡性膨脹的貪欲聯姻，“一把手”們“前腐后繼”就成為必然。巡視機構的權力由上級黨委賦予，具有自上而下、身臨其境、重點突出、客觀超脫的特點，強有力的監督方式在制約“一把手”上具有先天的優勢，可以說，巡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同級紀委難以監督同級黨委的體制缺陷。
巡視制度之所以被黨中央和社會各界重視，緣于它實行的上位監督形式是自上而下的，既充分體現了上位監督的權威性、有效性，又通過直接深入群眾發現問題，表現為上位監督與下位監督的互動結合，體現了上位監督建立于下位監督的基礎支撐。
摘編自《北京日報》
【姚金海：產權社會化是國企全面深化改革應有之義】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公共管理學教研部姚金海撰文指出，當前，國企改革方向和路徑引發各界熱議。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熏陶的自由派人士一貫主張國退民進，甚至是絕對私有化，并進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重申“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深感失望。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
作為執政黨的改革方案，應該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非全面否定。國企改革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國進民退”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幟的“國退民進”邪路。不妨以產權社會化突破國企改革僵局，通過將國企產權劃轉給社保基金等實現國企產權的社會化，進而實現全體公民國有資源受益權的具體化。國企改革，產權制度是繞不開的話題，也是癥結所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只有立基于現代產權制度才能發揮實效。跳出非左即右的極端思維模式，通過國有股轉持等方式實現國企產權社會化，符合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可謂標本兼治之道。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王涌：“非法集資”罪名應該取消】
中國政法大學王涌撰文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從改革大勢看，刑法上的非法集資罪名應該改革，否則，將會影響金融制度改革。在實踐中，“非法集資”罪名取消了民間融資空間，經常引發政府行為和司法審判的扭曲，現行金融制度弊端也是“非法集資”的客觀土壤。從宏觀層面上講，中國金融制度中的低存款利率也是催生出非法集資的一個客觀原因。
要消除非法集資的土壤，在宏觀政策上，政府應當做到：第一、放開存款利率的管制，通過銀行之間的競爭，提高存款利率，從而在通貨膨脹的風險下，保障存款的安全，消除存款人的焦慮，從而消除“非法集資”的根源。第二、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平臺，合法渠道多了，非法集資自然就少了。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