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延遲退休、中美大學校訓比較、人民幣國際化、北京市戶籍制度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的挑戰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梁宏：高齡低素質勞動力的延遲退休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益處】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人口研究所梁宏在談到養老金的推遲發放尤其是延遲退休時指出，中國勞動力具有明顯的年齡分層特征，高齡勞動力在素質、收入、就業狀態等方面皆處于劣勢。
首先，延遲退休政策推行初期，應根據勞動力素質制定區別“延退”的細則。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高齡勞動力中文化素質低、勞動技能缺乏者較多；隨著年齡的提高，這些高齡低素質勞動力的體能及健康狀況也會迅速下降。在目前的就業市場條件下，高齡低素質勞動力的延遲退休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益處。其次，在制定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或延遲退休方案的同時，應優先完善社會救助體系。高齡勞動力不僅收入水平低，只有優先完善社會救助體系，逐步實現各項保障制度的城鄉統籌，才能更好保證提高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不會造成高齡勞動力及未來老年群體的貧困問題。最后，提高養老金領取年齡及延遲退休方案的制訂，應充分聽取全國各地各行各業勞動力的意見，社會各界應充分討論，讓各種贊同的、反對的意見都充分表達，充分考慮不同群體間的公平公正，在逐步達成共識后再實施。
摘編自《南方人口》
【奚冬梅、隋學深：中美大學校訓的差異性及其表現】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治理論教育學院奚冬梅；審計署科研所隋學深撰文指出，研究中國與美國大學校訓文化的異同，有助于在跨文化的視角上深刻理解中美文化的差異，從而為提高和增強中國大學文化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提供啟示和借鑒。中美大學校訓的差異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校訓文化定位的差異。中國大學校訓文化更關注自身，注重向內的自律與規范，強調大學內部精神文化的傳承以及校訓對學生思想行為的引導與規范，具有內向型組織文化特質。而美國大學校訓在關注自身的同時，更加注重外部交流和影響，具有較強的擴展性和國際視野，屬于外向型組織文化特質。2.話語表達內容與形式的差異。美國大學校訓內容較為集中，個性色彩鮮明，形式靈活多樣。中國大學校訓內容相對分散，句式較為工整，以兩言八字和四言八字居多。兩國校訓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從側面反映出中美兩國歷史文化背景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上的差異。3.倫理文化與智識文化的差異。中國大學文化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更強調人倫以及面向“人”的哲學與道德文化。美國大學文化受基督教和古希臘文化的影響，體現出宗教與科學的辯證統一。
摘編自《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本?斯泰爾：人民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就需要對債券市場進行改革】
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認為，對于國際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是美國和中國。美國是債務國，中國是債權國。中國認為，目前的失衡狀態，完全是由美國高度松懈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引起。美國認為，目前的失衡是債權國造成的。所以幾年前蓋特納提出了一個封頂說，就是對美國順差極大的國家，給予一個封頂，以防擾亂美國經濟。從美國角度講，美國更愿意也可以通過談判，看人民幣是否可以成為世界主導貨幣。中國的債券市場中，外國債券持有人非常少，即便達到5%又如何？如果能達到30%，那人民幣的地位就不同了。目前，美國債券市場中，外國持有者占36%。人民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就需要對它的債券市場進行改革，這樣引來國際投資者興趣。
摘編自《文匯報》
【張英洪：推進北京市戶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議】
北京農研中心研究員張英洪認為，北京的戶籍制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1．將戶籍制度改革提上公共政策議程，統籌制定戶籍制度改革方案。2．針對具有北京本市戶籍的城鄉居民，戶籍改革可以一步到位推進，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建立城鄉一體的戶口登記制度。3．針對沒有北京市戶籍的外來人口，戶籍改革可以分步有序推進，逐步實現農民工等外來流動人口的市民化。4．跨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流動人口戶籍改革，需要國家從頂層設計上統籌全國社會保障的統一接續。5．北京要從本市全部行政區域、首都圈、京津冀城市群等空間層次上進行人口布局與調控，同時要進行產業布局和公共資源配置的相應調整。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郁建興、何子英：深化社會體制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
浙江大學教授郁建興，浙江大學副教授何子英撰文指出，深化社會體制改革面臨著一下集中挑戰。首先，讓民眾創造的經濟財富為民眾所有并實現共同富裕。這主要涉及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難題。現行的收入分配格局嚴重滯后于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需求，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其次，讓民眾平等享有社會權利，公平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近年來，我國已建立起一個覆蓋城鄉、多層次、保基本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但也存在著低福利、碎片化等問題，迫切需要予以解決。再次，讓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以及參與政府公共服務和協同政府進行社會管理，形成多元合作的社會治理結構。事實表明，無論是全能型國家還是保姆型政府，其結果都將是疲于應付而績效不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加快形成社會組織發育成熟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最后，讓社會成員實現合理、公正、有序和自由的社會流動，包括社會成員從一個階層或職業身份向另一個階層或職業身份合理轉變、從一個地域或居住地向另一個地域或居住地自由流動。前者一般與維護機會公平的制度安排相關，后者則主要涉及戶籍管理制度。
摘編自《光明日報》
【燕繼榮：“精英”團隊與“草根”團隊的行為和態度漸行漸遠】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教授認為，保持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的平衡，讓精英團隊保持領導力，讓平民團隊保持影響力，這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狀態。但現實的情況是，這個天平太向精英政治的方向傾斜，以至于精英團隊可以不懼民意，我行我素，而平民團隊由于難以把自己的“話題”轉變為政治決策的“議題”而變得火氣十足。最近一些年，政府的決策經常受到“大眾”的批評，專家的言論往往遭到“草民”的質疑，反過來，草民的意見又通常被精英斥之為民粹化的“憤青”言論。給人的總體印象是：“精英”團隊與“草根”團隊的行為和態度取向不僅難得重合，而且好像漸行漸遠。一個以民主為口號，一個以科學為大旗，擺出了民主決策與科學決策的對決陣勢。撇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紛爭，民主與獨裁(個人或寡頭獨裁)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或決策方式，實際上分別代表了平民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傾向。
摘編自《同舟共進》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