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甲午戰爭的啟示、解放思想與全面深化改革、政府主導型治理、戶籍制度改革、未來中國東亞安全政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辛鳴：沒有現代國家治理就不可能贏得現代競爭的優勢】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120年前的今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了。戰爭的是非成敗早已歷史定格，不能忘記、不能否認也無法更改。甲午戰爭對國家治理有三點啟示。啟示一：富有不等于強盛，富強才是一個國家的可靠前提。啟示二：沒有現代國家治理就不可能贏得現代競爭的優勢。啟示三：歷史或許會偶爾拐彎，但和平發展才是人間正道。
摘編自《文匯報》
【周湘智：以解放思想的力度提升全面改革的效率】
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周湘智執筆）撰文指出，深化改革的過程實質上也是解放思想的過程。要不輸在新一輪改革的起跑線上，要在新一輪改革發展中贏得主動，必須要做好解放思想這篇大文章。
思想紅利是杠桿性紅利，能夠有力撬動體制紅利、制度紅利和發展紅利。在新一輪改革中，解放思想具有三大重要功能。一是放活改革思路的“金鑰匙”功能。二是推進改革進程的“加速器”功能。三是破解改革難題的“掘進機”功能。思想大解放，改革才能大突破，發展才能大變樣。一是要以“改革有艱險，不改革有危險”的憂患意識，破解“不想改”的思想障礙。二是要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公仆意識，破除“不愿改”的思想障礙。三是要以“征程萬里云鵬舉,敢立潮頭唱大風”的擔當意識，破拆“不敢改”的思想障礙。
摘編自《湖南日報》
【許耀桐、劉祺：治理有可能失敗，應有實行政府主導型治理的過程】
國家行政學院許耀桐、劉祺撰文指出，正如市場失靈、社會失靈一樣，治理也有可能失敗。現階段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盡完善，社會組織發展還處在“先發展、后管理”階段，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制度設計與整個制度體系都還不夠完備。為最大限度消減治理失敗造成的低效甚至失效等消極影響，為政府、市場、社會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社會動力和監督體系，在“管制—管理—治理”的進程中，特別是在當前我國從管理向治理的轉變中，應有一個實行政府主導型治理的過程，即“導理”的過程。因而，在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表現為“管理—治理”的過程，而是包含有“管理—導理—治理”的過程，即帶有從導理演進至治理的顯著特征。
政府起著領導和引導的主導性功能作用。政府的“導理”作用，具體地說有三個方面：第一，政府起著發動機和推進器的角色，承擔領導責任，肩負創新使命，把握戰略方向，確保制度供給;第二，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看得見的手”作用，制定規則體系，做好宏觀調控，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第三，政府幫助培育和完善各類社會組織，起著引導、規范、約束的作用，并倡導社會責任和培養公共人文精神，推動社會參與。在當前，中國只有實行政府主導型治理，才能實現有效的政府治理。
摘編自《理論探索》
【辜勝阻、吳瞳：戶籍制度改革需堅持六個原則】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辜勝阻、武漢大學吳瞳指出，戶籍制度是阻礙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鎮的主要制度性障礙，戶籍制度改革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加快推進這項改革，需要堅持六個原則。1.因城而異。有序推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應實行差別化落戶政策，因地制宜、區別對待。2.因群而異。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包括多種類型，需要區別對待。應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3.存量優先。戶籍制度改革涉及面廣，而且需要大量資金支持，必須量力而行，堅持漸進原則。4.自愿選擇。尊重城鄉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導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的預期和選擇。5.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對于不愿和不能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應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改變過去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面向戶籍人口的局面。6.保障轉移人口權益。在城鎮化進程中，必須在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的同時，維護好農業轉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摘編自《人民日報》
【陳龍：現代性是中國現代化不可回避的重大思想命題】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陳龍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現了現代性困境，產生了增長異化、社會異化等諸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尚未實現外源性現代性向內源性現代性的轉化，沒有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與西方現代性中的合理因子予以融合，形成一種新的現代性。對傳統文化的忽視與否定，使中國現代性缺少內在的基因和必要的價值導向。因此，現代性是中國現代化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思想命題。走出現代性困境，占據思想高地，推動中國現代化健康發展，就必須構建一個傳承中華文明、符合實踐變化，而又體現時代價值的新現代性。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徐進：未來中國東亞安全政策的“四輪”架構設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徐進撰文指出，在亞太地區，中國崛起與美國的再平衡戰略共同導致的二元結構使中國在安全事務中難以發揮作用，并容易陷入孤立和被包圍之中，而且，中國與相關國家脆弱的經濟關系容易受到安全關系的負面影響。中國僅依靠對內制衡和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遠遠不夠的，可以建立一個覆蓋全東亞地區的“四輪”架構：兩個前輪或驅動輪分別是中國打造亞太戰略支點國家(側重于積極安全合作)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側重于消極安全合作)，兩個后輪或被動輪是中國積極參與由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針對東南亞地區)和六方會談(針對東北亞地區)。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架構，與目前中國過于倚重多邊安全合作的政策有較大不同。在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陷入困境之時，重返雙邊、以雙邊帶動多邊是合乎邏輯的選擇，而且中國現在也有足夠的實力做到這一點。同時，客觀條件也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與所有東亞國家都發展出同等高水平的國家間關系。因此，主客觀條件都要求我們對東亞國家采取差異化外交政策，將之區分為愿意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力圖保持中立的國家和與我有較大安全矛盾的國家，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應對方針。對于那些愿與我深化安全合作關系的國家要尤其予以重視并加大工作力度。
摘編自《當代亞太》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