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戶籍改革、賦權富民是農村改革的核心、中國經濟發展、財政體制改革、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國家治理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諶新民：戶籍改革為釋放體制創新紅利掃除障礙】
華南師范大學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諶新民認為，此次戶籍制度改革是發展動力由城鄉分割體制下的人口紅利轉向體制改革創新紅利的重要步驟。戶籍制度在中國存在了上千年，但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期人們感到非改革不可，除了眾多待遇差異引發的不公平問題，核心還是影響了人力資源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影響了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的形成，影響了市場配置人力資源作用的充分發揮，影響了人力資源市場主體的公平感，影響了勞動者公平地獲得公共服務。此次改革意義可謂重大，影響可謂深遠，涉及面廣、人多。戶籍制度改革將為最終建立全國統一高效的人力資源市場掃清障礙，有利于人力資源全國范圍內優化配置，它對于在市場規律作用下，根據地區發展戰略和各自需求，推動人口理性和合理流動的作用明顯。科學合理地配置人力資源和提高人力資源運行效率是下一步區域發展關鍵環節，也是區域經濟持續穩健發展的基本保障，它還是推進新一輪新型城鎮化的機制保障，對于打破城鄉間的制度壁壘，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意義深遠。
摘編自《南方日報》
【張英洪：賦權富民是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核心】
北京農研中心研究員張英洪認為，我們陷入了一個解決“三農”問題的愿望與限制農民權利的現實之間的糾結而不能超越。因此，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核心在于賦權富民。賦予和保障農民六種基本權利。一、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財產權。缺乏明晰的農村集體及農民的財產權利，最容易被公權力和資本所侵害。二、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自由遷徙權。自從1958年建立城鄉隔離的戶籍制度以后，我國公民的自由遷徙權被取消，實質上就是農民進城轉變為市民的權利被取消。三、賦予和保障農民的社會保障權。社會保障權是現代社會中的一項基本人權。一方面，社會保障權是社會主義追求的重要目標；另一方面，社會保障權也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四、賦予和保障農民的公共參與權。只要農民有組織地參與公共生活，就能夠盡量避免對農民不公平不公正的政策制度的出臺。五、賦予和保障農民的自主表達權。讓農民群體及其個人自主表達利益訴求，是現代社會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內在需要和治理技術。六、賦予和保障農民的生育權。我們在“人口紅利”消失后要尋求“改革紅利”，必須調整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增進農民的幸福生活至關重要。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胡鞍鋼：“兩條腿”的中國跑得更快】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指出，中國是花了36年時間，通過漸進式的、持久戰式的國有企業改革來醫治國有企業這條“腿”，使其逐漸變得更加健康、更加強壯、再次復興，興而越強。與此同時，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市場，激活民間活力，迅速成長出“另一條腿”，即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總之，中國經濟技術不夠發達、發展不平衡、各種差異大、多元化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實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逐步形成了各具優勢、優勢互補、共生共榮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形象地講，中國是東方巨人，是用兩條腿走路，總是比一條腿走路要穩得多、快得多、好得多。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當今世界，中國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后來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成為了世界企業數、創業者、就業人數成長最快最多的國家，也成為世界商標注冊數、發明專利申請數增長最快最多的國家。這源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
摘編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張斌：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亟須解決的三大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指出，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明確了中央和省級政府之間的稅收收入的劃分，但并未規定統一的省以下財政體制，也未在各級政府之間清晰地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由此導致“事權下移而財力向上集中”的現象，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產生的巨額基礎設施投融資需求以及以GDP為核心的考核機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扭曲，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財力、事權和支出責任不匹配以及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的問題日益突出。下一步財稅體制改革在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方面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促進權力和責任、辦事和花錢相統一，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二是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三是改革轉移支付制度，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逐步取消競爭性領域專項和地方資金配套，嚴格控制引導類、救濟類、應急類專項，對保留專項進行甄別，屬地方事務的劃入一般性轉移支付。
摘編自《小康》雜志
【孫文華：完善現代市場體系需要“有形之手”先“破”后“立”】
江蘇省委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筆人孫文華指出，完善現代市場體系需要“有形之手”：先“破”后“立”，“破”不公平、不開放、不透明的市場規則，“立”負面清單、社會信用體系；有“放”有“管”，“放”不該管、管不好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管”市場失序、市場失靈；既“靈”又“活”，“靈”在知道技術市場的運行規律和具體機制，又好又快地推動技術市場發育，“活”在千萬百計集聚和用好各類優秀人才。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進程中，向“強”市場方向演化需要“強”政府的支撐，但政府之“強”應該更多的體現在“破”“立”的轉化時間上，體現在“放”“管”的堅決態度上，體現在“靈”“活”的實際效果上。如果“有形之手”精準發力，意味著“無形之手”充分施展有了現實支點，也有了施展方向，更意味著“有形之手”在職能轉變中正實現華美轉身。
摘編自《新華日報》
【王忠才：公平正義是國家治理價值理念的核心】
中共沈陽市委黨校王忠才指出，公平正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地域和國家有著不同的含義。國家治理語境下的公平正義，就是要保障公民的權利不受侵犯，促進實現公民的利益。可以說，價值理念就是要把廣大人民團結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之下，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個目標的實現，特別是人民幸福這個目標，是離不開公平正義的，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會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的滿意度，直接影響廣大人民的幸福指數，直接影響黨和政府的執行力、公信力，直接影響國家的治理水平。因此，要將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作為國家治理價值理念的核心，使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深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個方面，深入到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社會領域、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和黨的建設之中，使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進決策、進法律、進執行層面。這樣，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決策才會有質量，法律才會有靈魂，行動才會有意義。
摘編自《遼寧日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