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好老師、社會福利供給主要責任在政府、緩解企業融資困境、地方債風險問題根源、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系、習慣性懷疑危害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習近平：做黨和人民滿意的好老師】慶祝第三十個教師節暨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9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受表彰代表，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受到表彰的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示熱烈祝賀，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的問候。
習近平指出，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做好老師，要有理想信念。廣大教師要始終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覺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忠誠于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要用好課堂講壇，用好校園陣地，用自己的行動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自己的學識、閱歷、經驗點燃學生對真善美的向往。做好老師，要有道德情操。老師對學生的影響，離不開老師的學識和能力，更離不開老師為人處世、于國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價值觀。老師是學生道德修養的鏡子。好老師應該取法乎上、見賢思齊，不斷提高道德修養，提升人格品質，并把正確的道德觀傳授給學生。
摘編自《人民日報》
【嚴國萍：社會福利供給的主要責任應由中央政府承擔】
浙江省委黨校副教授嚴國萍指出，就社會福利供給而言，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改革并不能簡單地依據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或者財力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而是首先必須厘清社會福利供給的空間屬性。社會福利具有顯著的全國性和外溢性較強的特征，應當由中央政府承擔主要責任；而且，再分配功能應以中央政府履行為主。此外，還必須考慮到基金化運作的社會保障的統籌層次問題，即便財權或財力與事權相統一和匹配，如果依舊實行市縣級統籌，仍然無法解決公民身份區域化以及區域間福利制度分割的頑疾，而且這也不是簡單地改革甚至廢除戶籍制度就能解決的。因此，我們認為社會福利供給的主要責任應由中央政府承擔。換言之，當代中國應當建立類似西歐發達國家的“中央集權式福利國家”，由中央提供標準化、均等化的社會福利，并允許或要求地方政府根據自身實際財力與居民需求進行加權和增量。當然，上述目標并不能在短期內一蹴而就，當前應盡快“建立省域公民身份”，亦即建立全省統一、省級統籌的社會福利體制，為最終的全國統一、中央統籌奠定基礎。針對上述問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加強中央在社會保障領域的事權，特別是推進社會保險的全國統籌，對于跨區域的公共服務中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部分支出責任。
未來中國的福利改革應當致力于破除身份碎片化和區域碎片化結構，推進按職業身份分割的社會政策與福利制度的整合并軌和規范統一，重新設計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與職責分工以使中央承擔主要責任，最終建立一個全民統一、全國統一的社會福利體制。
摘編自《中國行政管理》
【辜勝阻：緩解企業融資困境需標本兼治】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指出，緩解企業融資困境，要多管齊下，采取標本兼治的方法，讓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具體可采取以下六條措施：一要構建多層次的信貸體系，實行定向調控，提高銀行信貸支持實體經濟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切實緩解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困境；二要推進區域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大力發展支持創業創新的場外資本市場交易，讓資本市場惠及更多小微企業，顯著提高中小微企業直接融資的比；三要大力發展VC（風險投資）、PE（私募股權投資），培育更多天使投資人，顯著提高股權投融資比重；四要從供給端發力，鼓勵更多民間資本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和社區銀行，探索面向中小微企業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五要推進政府金融公共服務發展，完善配套金融擔保體系，使金融擔保更多回歸公益，解決企業融資過程中的“擔保難”和“抵押難”問題；六要有效整合各種金融資源，構建支持企業從小到大連續發展的“一站式”金融服務平臺，加強金融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強化不同融資方式之間的協同。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高培勇：地方債風險問題根源在偏離“分稅制”軌道的財政管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偏離“分稅制”的體制環境→非健全的財政收支體系→非健全的行為主體→非健全的債務人人格→盲目舉債，關于地方政府債務的這一邏輯鏈條告訴我們，事情雖然表現在地方政府債務上，問題的根源卻存在于偏離“分稅制”軌道的財政管理體制格局之中。只要地方財政收支體系處于非健全狀態，地方政府就難以成為健全的行為主體，從而也就難以成為具有健全人格的債務人。只要這個體制環境不徹底改變，地方政府債務就同“風險”二字脫不了鉤。
摘編自《光明日報》
【劉中民：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系的調整與重塑】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劉中民撰文指出，在當前國際體系加快轉型的背景下，如何緩解伊斯蘭與國際體系的緊張關系，既是關涉伊斯蘭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實現文明復興的內部問題，也是涉及國際體系轉型和全球治理結構的全球性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這在很大程度上既取決于伊斯蘭國際體系觀與現行國際體系自身變革的能力，也取決于二者能否實現良性互動和相互協調，而問題的核心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系的調整與重塑。對于伊斯蘭世界而言，應堅持宗教價值與時代發展的與時俱進，在堅持伊斯蘭核心價值觀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反對宗教極端主義，致力通過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實現伊斯蘭文明的復興；而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則應充分理解和尊重伊斯蘭文明和伊斯蘭國家，承認伊斯蘭國家在其宗教價值觀框架下對國家發展道路探索的權利，積極推動伊斯蘭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這才是實現伊斯蘭與國際體系和諧共處的理性選擇。
摘編自《世界經濟與政治》
【夏學鑾：習慣性懷疑危害不容小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夏學鑾指出，習慣性懷疑產生于疑問，發展于查證，終結于偏見。“疑問-查證-偏見”是習慣性懷疑的產生路徑。這條路徑一旦形成，習慣性懷疑的習慣就已養成。以后只要有類似事情，習慣性懷疑就會沿著同樣的路徑重復發生。與其說習慣性懷疑出自于什么利害考量，不如說是本性使然。習慣性懷疑的危害主要表現在：掩蓋事實真相、破壞人際關系、破壞干群關系、毒化社會氛圍、激發突發事件、引發群體事件六個方面。盡管它本身并沒有什么利益考慮，但其危害還是不能輕視。
摘編自《人民論壇》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