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人大制度需“當真”“用足”、文化軟實力的培育、精簡政府層級、價值重建需通過文化方式、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浦興祖：人大制度符合國情更需“當真”“用足”】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選舉與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興祖認為，防止人民實際上無權這句話非常深刻，盡管不是直接針對人大制度說的，但對人大制度同樣適用。多年來我一直主張，對待人大制度的關鍵詞是“當真”、“用足”。“當真”，就是要真正認清民主對于當今中國的價值，把人大制度、人大民主、人大權威真正當回事，而不是“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用足”，就是要逐步用足人大的制度空間，激活“休眠”中的那些職權。只有這樣，才能使“好制度”由文本轉化為現實，不至于形同虛設；才能使人民在實際上“有權”，不至于有名無實；才能獲得人民由衷的制度認同，不至于喪失制度的根基與生命力。
摘編自《解放日報》
【李慎明：把文化軟實力的培育置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明撰文指出，把文化軟實力的培育與交流置于恪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中：一是要尊重和維護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是一個國家文化、文明的核心和本質所在，是這個國家其他文化和文明形式所依附的本體和靈魂所系。二是要堅持和維護不同文化和文明間的平等對話。三是要堅持各種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借鑒。
只有這樣，才不會照抄照搬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文化并與此區別開來，才能最終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尊重。
摘編自《前線》
【謝寶富：治理現代化亟待精簡政府層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謝寶富認為，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實行“五實二虛”體制。過多的政府層級帶來了諸多管理弊端，這種過多的政府層級不僅導致政策執行流程過長，效率低下，而且使一些原本不錯的中央政策，一級一級地被執行走樣，到了基層有時會被“通融”得面目全非，褪變為十足的壞政策。歷史上交通及管理能力遠落后于今日中國的漢、唐王朝，均可實行郡縣或州縣兩級制，足見今日我國精簡政府層級、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尚有很大的可行空間。
摘編自《人民論壇》
【李文堂：價值重建需要通過文化方式】中央黨校文史部副主任李文堂教授撰文指出，價值重建需要通過一種文化的方式，以文化的方式來涵養。實際上西方的一些價值觀也是經過文化涵養的過程產生的，無論是基督教的價值觀，甚至是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價值觀，實際上也是植根于基督教文明的。如黑格爾所講，恰恰是基督教把西方從封建制下解放出來，使每個人獲得了平等的人格，這個“平等”不光是經濟平等、社會平等，首先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礎上。其實價值觀的形成是歷史文化的一個涵養過程。如果離開文化的方式，這個就等于失去了土壤和生命力。所以在價值重建的過程當中，特別要通過文化的方式，而不是簡單的行政的方式。
摘編自 理論網
【胡培兆：經濟學研究應做好“中國特色”這篇大文章】廈門大學教授胡培兆撰文指出，經濟學研究也需要民族精神。今天，我國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全新的偉大事業，沒有外國的理論模式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們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緊密結合國情探索推進。西方經濟學理論可以學習借鑒，但切不可迷失自我。
經濟學研究重在理論創新和實踐效果。我國經濟學研究只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做好“中國特色”這篇大文章，才能在世界經濟學說史上寫下獨樹一幟的光輝一頁。令人遺憾的是，當前我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還存在許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主要問題有：一是奉當代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習慣于盲從洋教條，閉門造車。既不搞社會調查研究，也少讀或不讀本國經濟學著作。二是缺乏使命感、責任感。申報課題、出版論著，均為應付年終考核、晉升職稱、獲取學位、排定名次等的量化要求。三是有關著述輕經濟思想創新、重數學模型包裝。一些學術刊物基本不發表沒有數學模型和方程的專業論文。為數學而數學的傾向促使很多研究者亂套模型、公式，甚至迷失在皇帝新衣般的數學欺騙中，浪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四是一些經濟學者陷落在數理經濟學的困惑中，忽視研究經濟學所必備的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方面的修養，所寫的論文往往思想淺薄、模型蕪雜、枳味濃重。
摘編自《人民日報》
【張維為：相對中性、強勢的政治力量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
張維為指出，一個國家有三種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大致決定了改革的命運。
在美國模式下，資本力量過大，壓倒或左右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達到一種新的、動態的平衡。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資本力量基本不存在，社會力量太弱，政治力量過于強勢造成了文革等悲劇。改革開放以后情況變了，資本力量發展起來了，社會力量也逐漸發展起來了，特別是現在有了互聯網傳播，政治力量仍然保持了相對的中性和強勢。這是符合中國傳統的，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政府幾乎都是比較中性、強勢的。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領導人需要有擔當，否則做不了事情。中國的社會力量、資本力量發展起來之后，已經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種壓力和制約。我認為，相對中性、強勢的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改革比較成功的原因。
摘編自 新華網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