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政府改革、改革的戰略定位、以現代文化抵御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路徑、中華民族精神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汪玉凱：政府改革處于公共治理變革核心】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表示，過去的30多年，我們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干展開各項改革，其他改革說到底是為經濟改革服務的。但是我們越來越看到，黨政機構、政府越來越成為社會矛盾的中心，成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所以盡管這次三中全會決定說，未來我們要以經濟改革為牽引，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但是，經濟改革目標的實現，主要障礙都不在于經濟領域，而在于政府，根本是政治行政領域改革，這是當前深化改革的關鍵問題。公共治理變革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其中黨政機構和政府又處在公共治理變革的核心地位。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許華卿：改革要實現從方法論到價值論的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許華卿研究指出，對改革的戰略定位直接決定著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認識深度和貫徹力度。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講：“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我們對改革的戰略定位，也是我們的戰略構想。可以說，“革命”是改革戰略定位的價值論內涵。改革的戰略構想必須要轉化為現實的具體改革舉措。在這一過程中，改革的戰略定位實現著從“價值論”到“方法論”的轉變，這是落實改革戰略構想的必經階段，實現改革的戰略定位是一個“正反合”的過程。當前，改革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局限逐步顯現，其價值論內涵越發重要，我們必須堅持價值論和方法論的統一，這是我們樹立正確的改革觀和改革思維的首要前提。
在落實改革戰略構想的過程中，“改革”在前30年特別是在改革初期首先是作為一種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方法引入我國政治經濟實踐的。30多年來，我們所采取的改革舉措往往是一個先在局部領域、行業和地區嘗試的實施過程。經過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們對改革的認識和定位要重新賦予其本身所具有的價值論涵義，重新審視其“革命”的戰略定位本意，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加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方向、方法路徑和歷史作用。首先，要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視角重新認識和定位中國的改革。其次，對改革的“革命”定位關乎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改革絕不是“運動就是一切”的修正主義，而是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和基本準則前提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革命性調整，既不是指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道路，更不是要回到西方所期冀的資本主義道路。最后，判斷改革成功與否的首要標準還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即“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還要看能否探索出一條實現社會主義的新路。我們對改革的戰略定位必須要實現從方法論到上述三個層面價值論的回歸和轉變。
摘編自《前線》雜志
【阿班?毛力提汗：以現代文化為引領抵御宗教極端思想滲透】
新疆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阿班?毛力提汗建議，我們要引導廣大群眾認清什么是維吾爾族的傳統文化，什么是宗教極端思想散布的錯誤言論，徹底區分維吾爾族傳統文化和宗教極端思想的表現和本質。要讓廣大各族群眾明白，只有加強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才是傳承和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正確道路；而那些把民族風俗宗教化、把宗教活動極端化的行為，是要把民族傳統文化引到邪路上去，必須堅決抵制。
我們要以現代文化為引領，鏟除宗教極端思想滋生的土壤。應當全面加強意識形態工作，鞏固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斗爭。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很好的載體，在這個活動中大力弘揚愛國愛疆、團結奉獻、勤勞互助、開放進取的新疆精神，開展群眾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活躍群眾性的文化生活，增強各族人民的“四個認同”，使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人不斷提高理性判斷能力，增強現代觀念，不斷打牢各族群眾團結和睦的思想感情基礎。有針對性地開展對宗教極端思想謬論的揭露和批駁，增強同宗教極端思想斗爭的戰斗力和有效性，要采取有力措施查繳非法宣傳品，堵住各種有害信息的侵蝕，防范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蔓延。進一步發揮文化的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領作用，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堅定理想信念、凝聚力量，推動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共同建設美好家園。
摘編自《新疆日報》
【楊雪冬：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路徑】
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主任，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楊雪冬指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是由多元主體，而非單一主體構成的。這是其基本特征。這個體系可以視為政府治理+社會治理+企業治理+地方治理+個人自我管理+……之和。國家、社會、市場是諸多主體中的具有源頭和衍生功能的“原主體”。只有使三者之間形成合理的關系，才能為多主體達成合作、發揮所長提供基礎性條件，實現治理體系的整體功能。
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僅貫穿于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全過程，而且還會進入更高水平的階段。因此，這個過程也會分階段，有重點。就當前而言，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應該重點放在三個任務上：第一，提高國家政令法律的執行力。要提高國家政令法律的執行力，就要認真考慮在利益多元化條件下，如何釋放出制度的激勵和約束功能，使制度要求內化為執行者的自覺意識。第二，擴大和提升社會公眾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的參與水平。參與要求超出制度的承受能力，就會造成制度的崩潰；而參與不足，政治淡漠，則會導致制度的衰退。第三，重視提升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國際影響力。治理現代化不僅要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構建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解決中國式的各種問題，而且還要直接回應國際社會的要求和評價，因此就要加強同國際社會的對話交流。
摘編自《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王小章、馮婷：促進“群體性事件”轉化為理性有序的“公民行動”】
浙江大學社會建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小章、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馮婷撰文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集體主義”既是一種具有政治意識形態性質的文化價值取向，也是一種社會組織和制度形態，這種“集體主義”型塑了那個時代之集體行動的基本特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個體化、去政治化的進程，這種個體化、去政治化同樣從形式、內容等方面根本性地影響了當前以“群體性事件”為代表的集體行動的基本特點。鑒于近年來集體行動之組織化程度呈逐步提高的態勢，如果我們逐步放松對這種“組織化沖動”的壓抑，那么，那些以合法“權利”為參照提出訴求，從而表現為“依法抗爭”的“群體性事件”，應該不難轉化為理性有序的“公民行動”。
摘編自《山東社會科學》
【夏林：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與戰略意義】
中共中央黨校學員課題組（課題組組長、執筆人：夏林；成員：周峰楊柳、劉蓉、劉寶東）撰文指出，文化特別是精神力量的支撐，這是實現中國夢的軟件基礎。而中華民族精神正是軟件的核心。那么，中華民族精神有哪些內涵呢？擇其要之，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即：自強不息、仁義博厚、愛國統一、和合天下。
“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應當重視，因為它是中華民族主流精神和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的基石。“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弘揚應當堅持政府、高校及科研部門和社會力量三管齊下的方針，科學總結、準確提煉、面向未來、多措并舉，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和弘揚。研究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就要對中華文化進行護根、承脈、鑄魂、補鈣。研究的目的在于弘揚，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基礎在國內，在教育。“中華民族精神”一旦研究成熟并確定之后應納入國民教育、融入家庭教育、引入社會教育，采取多種措施夯實國民教育的基礎，使之成為民族發展的堅固基石，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持久動力。同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也應放眼世界。
摘編自《河南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