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改革于法有據有損黨的領導。這是錯誤的片面的認識

　　有人認為，如果改革要于法有據，如果依法治國讓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顯然有損黨的偉大的、光輝的形象。此說謬矣。必須看到，憲法和法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中國共產黨遵守自己和人民制定出來的憲法和法律，這有什么丟臉的呢？正因為這樣，我們才一再申明，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黨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那種以為黨是偉大的、光輝的，就可以不“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可以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的觀點是錯誤的。在當今時代，只有強調依法治國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思維，使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并自覺地加以實踐，才能真正體現黨的偉大和光輝。

　　有人認為,法律的條條框框阻擋和延緩改革，主張“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讓路”。這也是片面的認識

　　當代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在法治精神、法治思維的指引下，運用法治的方式推進。具體地說，黨和政府出臺的每一項改革措施，都必須納入法治的軌道，尋求法律的根據，尋求立法的程序，尋求法律解決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只有通過依法治國，才能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然而，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要打破陳規舊俗，改革要開拓創新，改革要對社會各種利益關系進行重新調整與分配，要對原有體制機制實行重新構建。因此，有人認為，法律的條條框框阻擋和延緩了改革，是改革的“絆腳石”、“鐵鐐銬”；有的人甚至說，“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讓路”，“不突破法律，就沒有創新”，主張改革不能受制于法律和法治，而必須突破法律和法治。有人甚至舉出現實生活中的諸多例子，說明我們的改革就是一個違法式的改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那樣。比如，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搞“大包干”，就是冒著生命危險才闖出了中國農村改革之路，帶來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還有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就是沖破舊的思想觀念和法律制度的束縛，“殺出一條血路”，從而開創發展了改革新局面。據此說明，改革的起步與推行，不可能等到事先建立了有利于改革的法律制度，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恰恰需要改革予以推動。

　　以上所舉的例子，只能說明當時中國處于改革的第一階段。在改革的第一階段上，沒有什么法律可言，有法律的話，大部分也是舊法，起阻礙作用、不能用。所以，鄧小平強調要通過改革趕快補上法律缺口的課，通過改革實踐，大量立法，建立健全我們的法律制度，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但是時至今日，中國進入了改革的第二階段，即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到2010年底時，中國已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現在，國家總體上已進入了法治時代，“有法可依”的問題已經解決，必須解決的則是“有法必依”的問題。改革創新發展的各項工作，基本上也都有了法律的依據，這就是“改革要于法有據”的深刻含義。因此，如果說過去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進法治”；那么現在應該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進改革”。在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們要告別“改革推進法治”，走向“法治推進改革”，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壓抑了改革的創新性，怎么辦？

　　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改革事事都要找法律依據，都要立法，豈不耗費時間，耽誤了改革怎么辦？中國有一些老話說得好，“磨刀不誤砍柴工”，“欲速則不達”。違法行事，表面上速度快，但是后遺癥嚴重，成本太高，后果更不堪設想。按法治改革，可能時間拖延一些，但不會出現失誤，不會折騰，因而會更快些，更順暢些。

　　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如果改革的法律依據找不到怎么辦？首先，如上所述，現在法律體系已經建立形成，改革的法律依據基本都能找到。其次，改革要于法有據，就是在大的法律框架下、范圍內，尋求相適用的法律依據，而不能與現有的法律相沖突。再次，實在找不到的，當然就要走先行立法的程序，待到法律通過了，才能實施改革措施。

　　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改革都要尋求法律的根據，尋求立法的程序，尋求法律解決的方法，還要不要改革的創新性，如果壓抑了改革的創新性怎么辦？我們不應簡單地把改革的創新性與依法治國和法治化對立起來。改革需要創新，這在任何時候都少不了，而改革創新尋求法律的依據，甚至為此制定新的法律，這本身也是在創新。所以，依法治國并沒有影響改革的創新，而是推動和保障著改革的創新。同樣的，改革創新需要法治支持，它也可以反過來推動法治的創新發展。這就把改革的創新和法治的創新結合起來。

　　總之，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就一定能夠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健康、有序、高質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