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以法治權、“出頭鳥”、全面深化改革、文藝的大發展、國家治理的法治化、城市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葉小文：推進以法治權】
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葉小文認為, 說經濟離不開“賺錢”，說政府離不開“用權”，如果說“完善法治經濟”好比管好了“錢”，“建設法治政府”好比管好了“權”，要進一步防止凡搞市場經濟就容易出現的“錢權交易”，從根子上遏制腐敗，關鍵是推進以法治權，也即在經濟建設中切實用法治來規范、制約權力，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里。以法制權要“三管齊下”：一是以法治來制約權力。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腐敗，絕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絕對腐敗。二是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做到零容忍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傷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態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惡務盡。三是要制約權力，就絕不能允許以權壓法，以權力干擾執法、司法。必須堅守司法公正。
摘編自人民論壇網
【葉李：78.8%受訪者認為社會需要“出頭鳥”】
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李指出，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和手機騰訊網，對5035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5.4%的受訪者認為在現實中很少有人愿做“出頭鳥”。但78.8%的受訪者認為社會需要“出頭鳥”。83.0%的受訪者指出，當“出頭鳥”并不是莽撞，而是不在乎他人眼光，勇敢堅持為夢想奮斗。
老話卻說“槍打出頭鳥”，認為保持低調才能安身立命，當“出頭鳥”會帶來更多挑戰和風險?，F在還有多少人愿意做“出頭鳥”？其實“出頭鳥”有很多種含義，但創新的“出頭鳥”，社會肯定需要，這樣的“出頭鳥”并非都沒有好的結果，恰恰相反，有很多獲得了成功，為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比如近現代以來，為了改變中國積貧積弱面貌而奔走呼告、銳意進取、圖強求變的志士仁人，從某種意義來講也是出頭鳥。這樣的“出頭鳥”被銘刻在歷史的豐碑上，被我們崇仰。任何時代，肯定需要有人作為時代和社會訴求的代表，革故鼎新、推動社會歷史的進步。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徐永利：全面深化改革，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北京聯合大學黨委書記徐永利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要素中勞動力又是最活躍的因素，是生產力中的決定性因素。習近平同志強調，“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重要論述說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為了誰，依靠誰，尊重誰的問題。為了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尊重人民群眾，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決定力量，是創造人間奇跡的真正英雄。離開了人民群眾，我們將“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我們將一事無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必須充分調動億萬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必須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
摘編自《人民日報》
【文藝的大發展不能缺失靈魂】
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筆范玉剛）撰文指出，無論在革命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文藝都扮演著積極的社會角色和擔負重要的文化使命。但是我們也看到，在文藝市場上也出現了一批低俗、庸俗甚至惡俗的作品，一些從業者誤讀、扭曲市場，片面理解文藝的屬性，單純追求感官刺激；在文藝創作方面，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同質化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文藝創作不能缺失靈魂，人是藝術表現的中心，人的靈魂是唯一有資格通過藝術實現美學的完滿呈現。文藝的靈魂鮮明地體現在創作的人民性上，文藝發展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作品中能否流淌出人民的情感，從中感受到人民的體溫，能否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這在根本上取決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
摘編自《經濟日報》
【李洪峰：國家治理現代化本質上是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
中央紀委駐文化部紀檢組原組長李洪峰認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本質上說，就是實現國家治理的法治化。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核心是處理好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關系。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我國法治與西方“憲政”的根本區別。樹立牢固的黨的領導觀念、牢固的人民主體地位觀念，同樹立牢固的法治觀念是完全一致的，不能割裂開來。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最根本保證。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做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
摘編自《文匯報》
【王雄軍：城市化的社會發展，需要統籌考慮和系統安排】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王雄軍認為，城市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伴隨著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后，進入快速的城市化、工業化轉型時期。不論從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衡量，中國已經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龐大的人口進入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引起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并伴隨著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的深刻轉型。簡單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治理，要適應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也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的過程。二是需要建立與城市化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出兩個方面的巨大需求。1、大量的人口和產業向城市集聚，需要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支撐。2、因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變化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出新的需求。三是要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并對社會治理形成重要挑戰。
總之，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發展過程，需要統籌考慮和系統安排。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將更加注重城市化的平衡發展和綜合改善。城市化的核心是人，而且是人的全面發展和進步，既包括經濟水平、物質條件等方面的改善，也包括生活質量、公平保障、發展機會、幸福感受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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