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混合所有制、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大基本邏輯、我國依憲執政與資本主義憲政民主的本質區別、法治人才培養、系統性風險累積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季曉南：發展混合所有制不是將國企都改制上市】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指出，國有企業不可能也不需要都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必須能夠回報股東并且具有較好的投資回報，如果改制上市，必須符合上市條件，如果連續虧損將要摘牌退市，還存在控制權轉移的壓力等。實際情況是，并非所有國有企業都具有投資價值，更不是都符合上市條件，特別是承擔公益性功能或主要承擔保障性功能的國有企業，由于盈利能力不強，可能出現虧損甚至嚴重虧損，無法實現良好回報，無法吸引其他股東，也無法滿足上市要求。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等于也不可能將國有企業都改為股份制企業。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
【孫曉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三大基本邏輯】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部副主任孫曉莉教授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這一問題高度關注。回望十八大以來兩年多的政治發展歷程，全面深化改革是主線；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主旨；相信和依靠群眾是鮮明特點。改革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三大基本邏輯：
第一大邏輯是，方向堅定與途徑創新并行。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多個場合始終強調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其中的關鍵是要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第二大邏輯是，制度建設與文化建設并重。制度是前提，是政治生活的硬件，而文化是基礎，是政治生活的軟件。對于良好的政治運轉來說，硬件要提速，軟件也要更新，兩者缺一不可；第三大邏輯是，權力規制與權威重建并舉。 “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命題，而是一個實踐性極強的問題。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短期內有助于約束和規制權力的運行，長期看有助于提升權力主體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摘編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莫紀宏：我國依憲執政與西方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存在本質區別】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莫紀宏撰文指出，我們所主張的依憲執政，完全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二者的領導力量不同、權力分享能力不同、權力行使方式不同、具體歷史條件不同。
實際上，鑒于傳統憲政民主存在的先天價值缺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也在探索以“協商民主”“對話民主”等新的民主形式來修正傳統意義上的多黨輪流執政的憲政民主。對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醒堅定，保持應有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我國的依憲執政絕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兩者存在著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區別。簡單地將我國依憲執政類比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政民主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也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摘編自《人民日報》
【王先林：加強我國法治人才培養需要創新培養機制】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王先林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法治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機遇。結合四中全會精神和我國法學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創新法治人才培養機制，培養滿足法治國家建設所需要的高素質法治人才，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夯實法學教育基礎；第二，加強職業素養教育，培養法律職業操守和職業倫理；第三，進一步明確各層次法學教育的定位，實行法治人才的分類培養；第四，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第五，健全政法部門和法學院校、法學研究機構人員雙向交流機制，實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門人員互聘計劃，重點打造一支政治立場堅定、理論功底深厚、熟悉中國國情的高水平法學家和專家團隊，建設高素質學術帶頭人、骨干教師等。
摘編自《解放日報》
【胡偉：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胡偉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味著我國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巨大轉變，盡管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但最終要從量變到質變，建成法治中國，這構成了我國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一個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是制度體系，制度體系的關鍵在于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靈魂在于民主和法治。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就是要落實民主與法治，實現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摘編自《文匯報》
【李佐軍：系統性風險累積的原因與化解出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李佐軍指出，為了有效防范和應對風險，必須先認清系統性風險累積的邏輯或原因：首先，人性貪婪是系統性風險累積的思想根源；其次，缺乏制約制度是系統性風險累積的制度根源；再次，缺乏風險釋放機制是系統性風險累積的重要原因。
認清了系統性風險累積的邏輯或原因后，我們就不難找到化解系統性風險的出路。一是要抑制貪婪，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嚴格約束政府的GDP政績意識，控制無效和低效投資，將經濟增速控制在潛在經濟增長率范圍內。二是加快推進價格制度改革、財稅和投融資制度改革、干部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改革、貨幣制度改革，硬化經濟增長的價格制約、契約制約、責任制約、貨幣制約等。三是正視已存在的經濟風險，加快建立風險釋放機制，及時釋放風險，以壯士斷腕之勇氣，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打破剛性兌付魔咒，淘汰落后產能企業和僵尸企業，以小失避免大失。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