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國企改革、網絡反腐、“211、985廢存”爭議、正確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蔣大興：國企改革的關鍵不是去行政化而是改進行政化】
北京大學教授蔣大興表示，“行政化治理”在中國被等同于“無效率”或者“低效率”。長期以來，行政化的治理也被視為國企的弊病，“去行政化”成為國企改革的當然邏輯，另一種更世俗、更習慣的說法是“政企分開”。但國企的行政化有多重可能:可能是為了實現國企的經濟功能，也可能是為了實現國企的公共功能。國企的行政治理并非都具有不合理性，行政治理可能有其“經濟/商業”上或者“政治/公共”上的合理性。在中國，國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種必然現實，是國家作為企業股東以及國企作為公共企業的本質使然。行政化治理雖然一直被視為有礙國企商業化，但亦有其“效率性”的一面，它有助于國企得到更多商業資源和商業利益。而且，國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種世界現象，差別只在于其目標以及內容、手段和方式的不同。由此，國企面對的關鍵問題，就不是如何脫離行政化治理的問題，而是如何改進行政化的治理、進行何種行政化治理的問題，即如何跳出原有產權調控模式，從利潤導向走向公共導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讓國企為國家發展、為一般社會公眾謀取福利。中國一直追求將國企打造成獨立的商事主體，追求國企營利目標的實現，這顯然背離了作為公共企業的國企本質。應當撩開國企的商事面罩，重新回到公共企業以及公共企業法的改革道路上，以特別企業法而非商事公司法的方式調整國企的設立、運營和監管。
摘編自《檢察日報》
【馬長山：應以制度反腐替代“運動式”反腐】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馬長山撰文指出，網絡公共領域的興起導致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給的“廣場化”，一切公權力的運行都必須面臨公眾的監督、評判和檢驗，當體制內反腐的動力不足或公信力流失時，“體制外”的網絡反腐就會火爆登場。然而，網絡反腐是一柄“雙刃劍”，它在推動反腐進程的同時也存在偶然性與迸發性、反腐旗號下的多重動機和目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錯雜交織和隨機性的非程式化路徑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與當下社會轉型和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并可能導致一定的風險。對此，應以制度反腐替代“運動式”反腐，建立官民對接、開放參與的反腐制度和機制，提升網絡公眾的理性精神和參與能力，強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網絡反腐納入法治軌道。
摘編自《法商研究》
【佟婧、洪成文：“211、985廢存”爭議突顯行政性資源依賴之困】
哈爾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生導師佟婧、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教所博士生導師洪成文表示，“985”“211”存廢的爭議，其導火索和癥結在于資源的配置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勢必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由于市場不能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這種“市場失靈”的現象會造成高等教育市場朝著非均衡方向發展。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這種失衡的資源分配會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從而導致社會的不公平。
大學是否應該分層，答案是肯定的。誰來劃分，如何劃分是問題的關鍵。如何配置資源關系到政府管理方式的大問題。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過度依賴政府的配給，行政性的資源配置使一些大學的資源占有更加“合法化”和“穩固化”，導致大學分層的固化，少部分大學資源壟斷。因此，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政府撥款應與大學的績效評估掛鉤。其次，降低政府在高校所獲資金的比重，拓寬融資渠道。
摘編自《光明日報》
【莊德水：反腐滲透進中國生活，重塑人們價值取向】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撰文指出，2014年，中國反腐規模、深度、密集程度以及廉政法治探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態勢，反腐事實上已經進入一個新常態。從本質意義上說，反腐不僅僅是“打虎”“拍蠅”和“獵狐”，而是通過革新權力結構、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態，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在今年，反腐仍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主題。改革是反腐的推動力，反腐是改革的突破口，反腐將進一步滲透進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影響人們的反腐觀念和廉潔意識，重塑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廉潔”將成為人們共同追求的一個新的關鍵詞。
隨著一大批“大老虎”的“入籠”，針對落馬貪官的司法程序將陸續啟動，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貪官走向庭審，公開審判將不斷彰顯法治反腐的威懾力。與此同時，反腐觸角將拓展至新的領域和人群，特別是權力集中、資源壟斷、利益復雜的領域以及與“大老虎”存在利益同盟關系的人群。反腐將從高層突破向基層瓦解遞進，從精確打擊向收網清除延伸，不斷切斷利益鏈條和腐敗網絡。不敢腐機制的完善將推動不能腐、不易腐和不想腐機制的發展。
摘編自《檢察日報》
【陳祖武：正確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應該具有以人為本的精神】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祖武認為，正確對待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應該具有以人為本的精神。近百年來，對文化詞義的界定，見仁見智，各有依據，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盡管如此，就其本質來認識和把握，仍可以看到一個相似之處，即立足點都在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贊成這樣的見解，即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它既以經濟發展為前提，又通過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反作用于經濟，從而推動社會和歷史前進。因此，我們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人的問題，通過以文化人，達到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的目的。五千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涵養了中華兒女的道德情操、精神追求、文化旨趣和人生價值，成為凝聚民族意志、維護國家統一、反抗外敵欺凌、謀求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強大精神力量。這樣一個以文化人的過程，不知不覺地貫穿于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在新的歷史時期，以文化人仍然是文化建設的神圣使命，需要以人為本的精神。
摘編自《人民日報》
【王宇：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結構問題】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王宇指出，近年來，我國貨幣信貸平穩增長，流動性整體充裕。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并不是總量問題。推高企業融資成本、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結構問題，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體制、產業、企業和金融等方面。從經濟體制看，兩種“預算軟約束”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一種是科爾奈的“預算軟約束”，另一種是科伊的“預算軟約束”。從產業部門看，房地產市場的“擠出效應”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沉淀效應”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從企業部門看，較高的杠桿率與較低的利潤率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從金融部門看，負債成本上升和風險溢價上升共同推高了企業融資成本。
可見，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轉型中體制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的集中表現。解決這一問題，加大刺激力度會適得其反，而必須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樣，才能解決體制性矛盾、消除結構性扭曲。一是完善產權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形成財務硬約束。二是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財稅制度改革，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力度。三是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調節流動性水平，盤活存量，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在利率形成和變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一方面，打破金融壟斷，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支持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另一方面，發展直接融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金融創新，推出更多適合中小企業的金融工具。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